赖特·米尔斯
赖特·米尔斯，美国社会学家，生于1916年8月28日，卒于1962年3月20日。曾在威斯康星大学师从H.格斯和H.贝克尔，1941年获博士学位。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逝世。主要著作有《白领:美国中产阶级》、《权力精英》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
《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美]赖特·米尔斯 译者：陈强/张永强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3月
《社会学的想象力》 作者：[美]赖特·米尔斯 译者：李康 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3月
将个人境遇想象为公共议题，在历史中看见人与社会的交织互动细节，是米尔斯（C. Wright Mills）阐释的想象力，也可以称为一种“心智品质”。借助它，我们运用信息，发展理性，发现周边世界，勾勒社会结构，“我的主张是，从记者到学者，从艺术家到公众，从科学家到编辑，都越来越期待具备这种心智品质”。
于研究者而言，他们通过发明理论语言，构造了一个专门化的理论世界，与生活世界产生距离，也失去了整体性视野。于我们每个人而言，虽然随时都在感受社会和历史的结构，但是将其与我们自己连接起来（无论有多么间接）都充满着挑战。
20世纪的风潮
“任何社会研究，如果没有回到有关人生、历史以及两者在社会中的相互关联的问题，都不算完成了智识探索的旅程。”这是米尔斯关于社会科学的基本看法，也是贯穿《社会学的想象力》十个篇章的基础。我们首先可以把它理解为对某种研究风潮的批判。
此风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展现出蔓延的趋势，在50年代一步一步陷入无药可救的地步。过去以智识生活、整体性思想为追求并且有着一些浪漫色彩的知识分子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家型或技术型专业研究人员。同期，比米尔斯小三岁的同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在思考这个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转变。贝尔在当时出版《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对此也有专门论述，不同的是，他欢迎专业研究人员的兴起，因为认为他们只追求学科或技术内的知识，并不以意识形态为目的。米尔斯则毫不掩饰对前人的怀念。在那些距离他还不算远的近世知识分子中，他欣赏的是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和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以及一些社会学家，如絮叨啰唆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敏感纠结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而诸如“絮叨啰唆”“敏感纠结”这样的消极词语也是他用来形容这些学者的。这里之所以说它们是消极词语是因为，专业研究受“理性”和“客观性”规定，凡与此标准不符的特征都被认为是一种“剩余物”，是多余的，也是需要被改造的。当时人们可能怎么也不会预料到，还有一些少数派如米尔斯反而视其为稀缺品质，且试图扭转趋势。毫无疑问，冷静到可怕的、说着“正确的废话”的、似乎“完美无缺”的专业技术人员才是他无法接受的。
米尔斯因此提出他的意见，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保持热情，认识周边的世界以及它与我们的联系，也就是发展出一种具有想象力的心智，去理解所处的时代，“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显然，他寄希望于50年代，在批判的同时其实也祈盼它成为转折点，能开启人类知识生产和思考方式的一个新纪元。
那么，这个新纪元在20世纪下半叶是否来过？
在处于下半叶末端的1999年，名声大噪的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出版了《院系与学科》（暂译，Department and Discipline）一书，毫不客气地认为学术研究和发表越来越缺乏热情和冒险精神，在狭小的、封闭的知识领地上“偷猎”，没有能力描述和理解真实世界里的重大问题。
与米尔斯的批判传统一样，阿伯特也通过“今昔对比”表达不满，而且其“昔”同样不是遥远的历史。他当时怀念的是奥迪斯·邓肯（Otis Duncan）1967年的《美国的职业结构》，虽然对方大胆而错乱地使用了综合同期群分析法（Cohort Analysis）。我们可能以为阿伯特是在说富有想象力的新纪元到达过，只是又离开了，“雁过留声”，影响过一些研究。倘若我们看到他紧接着还提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39年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就会反应过来那只是误会。要知道，《社会行动的结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可是头号批判对象。阿伯特也承认这本书的理论诠释臃肿而妄诞，然而，他的怀念是另有说法的。从前的研究者还有不同的论述风格，而当阿伯特站在20世纪90年代时却发现，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风格是那么整齐划一，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一步，研究者只为某个系数感到兴奋，因为那可能在业内已然意味着“关键性”突破，哪怕只是论证了一个连中学生、出租车司机或店铺老板也能随口说出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关心社会科学的人其实都可以去寻找除去格式、模型和专业术语还剩下的，还能提供给读者的内容。
21世纪的洞穴
在2001年，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接受政治学家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的访谈，被问到关于《国家的视角》的尖锐批评。这是一本以故事讲述国家（state）、社会与人的书，在1998年出版后被翻译为中文等多种语言，而遭到的抨击大多都是方法论混乱、错置因果关系，算不上是什么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之类。斯科特本人不以为然，他在访谈中是这样反驳的：“轻蔑的回答是，如果政治科学最终排除了许多不以某种特定包装或格式出现的关于政治的洞见，那就太糟糕了。”（翻译参考自当代世界出版社《激情、技艺与方法：比较政治访谈录》中文版，2022年1月）这个回答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句由小孩喊出的话，在揭示着“新发现”或“新理论”这件并不存在的新衣。从研究者、高校学术评审委员会到期刊编辑，都共同参与了这一新衣神话的编织，宣称通过一整套“严苛的”规范和“高深的”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必然得到实现。
有必要提的是，斯科特在2020年被授予阿尔伯特·O.赫希曼奖。评委会认为他继承了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广阔的学术视野遗产。赫希曼与米尔斯只差一岁，两者都成长于专业研究人群高速发展的时期，却都成为20世纪的反叛者。这一传统当然也延续了一些下来。有的研究者甚至为展现想象力“无所不用其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