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朗读：
《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是美国重塑当今国际税收与对外直接投资格局的重要基础规则。国际税收权利是一国国家主权的有机内核，既是进行国际税收治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行使对跨国投资管理权的重要工具，美国改写国际税收规则，将直接导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FDI）发生移动，还将对全球财政和税收治理造成冲击。
中国作为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最为活跃的东道国之一，美国改写国际税收规则将产生何种效应，尤其是对于中国高科技产业格局将产生何种影响，属于中国未来国际税收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问题。本文给出了一些有益的结论和建议，指出了值得中国汲取的经验教训。
美国财税改革的影响
第一，全球化与国际税收体制进步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
税收权力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当资本流动越出国界（境外）之后，国家主权也随之延伸，那么国家的税权也将随之延伸；对外直接投资到达哪里，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和管辖范围就到达哪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税收边界是超越主权边界的。
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国际投资遍布全球各个角落，作为跨国投资载体的跨国公司就像吸盘一样，牢牢地吸附在全球各地的利润增长点上。而无论如何受控外国公司（CFC）都无法逃脱美财政部和联邦税务局（IRS）管辖，只要跨国公司将收益和利润（E&P）汇回美国，就需依法缴纳联邦所得税，这是美国税收主权的体现，也是其国家主权的体现。
现在发达国家多数都采用类似的公司税收法治。然而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将先进技术、专利、版权、工艺等带往全球，促进了东道国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资本和技术的流出伴随海外收益回流，从美国延伸出来的资本和技术纽带构成了全球化网络，美国政府也借助这条纽带，将国际税收管辖权延伸到了全球各角落，税收管辖权是美国“长臂管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东道国（居民国）吸引跨国投资（投资回流）必须改革国际税收体制并完善税收法治。
税收体制往往为适应本时代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并随着理论发展而制订，在美国前总统里根执政之前，西方国家普遍信奉凯恩斯主义。在“菲利普斯曲线”影响下，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往往能忍受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供给学派拉弗曲线则认为，税收是税率与税基的乘积，变动税率既可影响生产，反过来又会影响税收，当税率处于临界点之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一旦超过临界点后，提高税率反而将导致政府税收减少。而且高税率抑制经济增长，导致税基缩小，税收下降。反之，减税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增加。
《1986年税制改革法》减税措施主要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同时还增加了企业所得税的抵扣，并且改革了美国税制整体结构，其中包括削减税收优惠、合并税基、简化税收征管等；国际税收管理采用了全球税制，但是同时根据资本中性原则，对于海外来源所得税的外国税，准许抵免美国应纳税收，并部分取消了公司税收抵扣、加速折旧，以达到平衡财政的目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再次减税并彻底改革了30多年来的全球税制，实行DRD税制，放松了对跨国投资的管制，有利于提高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
第三，边际有效税率通过影响投资税率弹性决定对跨国投资的吸引力。
法定税率是名义税率，对于高税率国家来说，低税率国家就类似税收天堂，既吸引着跨国公司投资，也吸引着跨国公司申报纳税。美国在2017年税制改革前，由于施行递延所得税和外国税收抵免制度，激励了跨国公司将收益和利润留在东道国，进行循环再投资。
但是，跨国投资的总有效税率要考虑跨国公司税后真实收益（R）、通货膨胀率（i）、经济折旧（δ）、公司所得税率（τc）、成本回收津贴现值（z）、融资方式等6项指标，确定跨国公司是否追加投资。
长期以来尽管中国的法定税率维持在25%，但是实际有效税率仅为10%左右，在全球主要国家中堪比加拿大等低税率国家，对国际资本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可见在与其他主要FDI东道国各种软硬件基础条件都相等情况下，中国受美国等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青睐，与边际有效税率低存在正相关性。
第四，美国国际税收体制变革对在华高科技企业投资的影响尚不确定。
其一，美国对华高科技投资具有存量规模大、资产重、供应链长的特点，2017年美国国际税收体制转型和有关驱动投资回流的政策，影响比较短暂，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跨国公司对华高科技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的市场和强大的供应链为全球生产；而且由于在华的全球供应链形成需要一二十年时间建设，跨国投资规划也具有战略性和长远性，单单由于一项政策变化，尚不能很快改变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税改后美国大企业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已经证明这一点。
其二，中美两国的税制有很大差异，边际有效税率差也很大。中国高科技企业有效税率为10%~11.7%，美国为16.1%，而且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际上缴纳的美国外国来源所得税更低（3%~5%）；跨国公司还充分利用货币替代性原理，将海外收益投资美国国债、企业债和股市，这些都是中国吸引高科科技投资的重要条件。
其三，美国对华高科技投资仍面临本国政府要求对华脱钩的压力。对在华投资表示悲观的跨国企业，技术、软件与服务业企业占50%，药厂、医疗器械和生命科学企业占42.9%，值得高度重视。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主要提出四项政策建议：
一是，中国应当继续保持边际有效税率的较低水平。
随着美国2017年税制改革和国际税收体制转型（DRD），中国的税率优势正在丧失，其中决定跨国投资选址的重要税收指标边际有效税率（有效边际税率）已经较高，未来需通过有关的加速折旧、费用化政策进行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