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事件之一，是《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于二〇一五年刊登一篇对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 Guldi）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系主任的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1965-）共同撰写的《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的尖锐书评，以及这俩位作者的回应。毕竟，作为世界顶级、学术影响因子居全球首位的专业历史学期刊，书评向由该刊编辑部指定，再向专家约稿，还须经过同行的匿名评审。然而，这篇书评自行投稿，没有经过匿名评审，编辑部的“引言”称：这是一次“规则总有例外”（Exceptions prove rules），为创刊一百二十年以来的首次破例。
此前一年，即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张扬激越，撼动视听。该书效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热情呼唤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革命，先是疾言厉色地批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家沉溺于研究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和某个短暂时刻，致使史学不断“内敛化”（inward turn）；接着高调鼓动历史学家关注气候变化、不平等，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这些影响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大问题。就像马、恩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该书结尾也豪情满怀地声称：“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
《历史学宣言》
撰写这篇书评的俩位作者，在英美史学界颇有影响。一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 Cohen , 1966-），另一位则是剑桥大学现代文化史教授，时任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主席（Royal Historical Society）的彼得·曼德勒(Peter Mandler, 1958-)。这篇批评文字犀利尖刻。该书的俩位作者在回应中称，短短数千字中不乏“欺骗”（“deceptive”）、“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过热”（“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神秘”（“mystic”），“崩溃”（“debacle”），“歪曲”（“travesty”）和“惊慌失措”（“panic”）的负面性词汇。
这俩位批评者最为不满的，是该书犹如一份气势汹汹的战斗檄文，咄咄逼人。英文的“宣言”（Manifesto）一词来自拉丁语，最初出现在一六四〇年代的意大利，意指公开声明，解释已实现的规划和号召采取新的行动。二十世纪以来，“宣言”频繁见于各种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颇具竞争性、冲突性和对抗性。这篇书评称，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是被调派至一个战线作战的士兵。在这俩人看来，该书“或许还真有些目光偏狹和轻微的独裁主义（one-eyed and just a little authoritarian）”。需要说明的，此书评没有诘难该书倡导的“历史长时段”，以及可能影响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气候变化、不平等和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的三个大问题。
这就可以让我们稍稍放心地做点学术史的梳理。就治理而言，这在中国从《春秋》、《左传》，在西方则从希腊罗马之后，就已形成的政治史、经济史乃军事战争史的一个叙事传统。它的重点关注如官制、疆域、律令、武备、外交、田亩、贸易等等，只不过随着一九八〇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史学转向了关注话语、想像和意念的新文化史研究而稍显冷落。再就气候来看，自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在春天听不见鸟鸣的《寂静的春天》之后，环境生态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焦虑。重点研究气候和生态变化的环境史学，先在美国，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逮至今天，该研究不仅拥有众多的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且还被全球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划。概言之，这两个议题在史学界可谓大家众众、成果颇丰。
蕾切尔·卡逊
相比之下，不平等问题此前似没有太多学者予以关注，也没有多少专门著述问世。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的二战结束以后，学术界深受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西蒙·库兹涅茨( Simon Kuznets,1901-1985)的影响，相信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被称之谓“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展开之后，不平等会扩大；再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会得到相应增长。用国人耳熟能详的比喻，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增长的这块蛋糕做大，社会自然会趋向平等。
一项颠覆性的论述，是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1971-)于二〇一四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该书的简体、繁体中文版，分别于当年九月、十一月问世，同样也引起了中文世界的极大关注。皮凯蒂直接挑战了西蒙·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财富正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经济精英的手中。再至二〇一八年，由皮凯提等人主持、全球经济学家众多参与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出炉，称当下百分之一的富豪，掌握了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简言之，这些年里经济增长的蛋糕，在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实行了较为公平的分配。中产阶级大量减少，财富向少数人迅速集中，在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以及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都被充分证实。
托马斯·皮凯蒂
这在历史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同年稍后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对不不平等就有大段评述。毕竟，与众多经济学家不同，皮凯提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太多采自经济学原理、法则和定律；而是跨学科地援借了历史学家的方法。他从法国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税收与遗产纪录着手，搜集整理横跨二十几个国家、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大数据，藉此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财富分配动态。可能受其鼓舞，二〇一六年当选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的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 Manning,1941-)，在以“不平等：历史学与学科方法”（“AHA Presidential Address, Inequality: Historical and Disciplinary Approaches,”）为题的就职演说中，号召历史学家对该议题应当高度关注，并声称如果有效利用历史大数据，就可以更深入地展开这项历史研究。他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在大学于二〇一一年开创的数据库（The Collaborative f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nd Analysis ,CH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