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学是中国经学史的一个重要阶段和学派，它的兴盛，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由于唐宋之际复兴儒学、疑经风气、三教归一，从而促进了一种新的经学形态——宋学的出现。
关键词：儒学/经学/宋学
经学一直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主流。在经历了汉唐经学的兴衰之后，由于复兴儒学、疑经思潮的推动，宋代的学者们创立了一种以义理解经的新经学，也就是“宋学”。宋学既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又是经学研究的一大学派。宋初孙复研究《春秋》之学，作《春秋尊王发微》、《春秋总论》；石介研究《易》学，著《易解》、《易口义》等，均是以儒家义理阐释经典，成为开宋学风气之先的人物。王安石作《三经新义》，完全舍弃汉儒传注经学，另创“新学”，成为以义理解经的“宋学”中重要学派之一。然而，真正奠定宋学学术格局和宋代经学形态的，则是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北宋五子”。正如周予同先生所说：“欧阳修等人是在‘破’汉唐经学，而北宋五子的成就是‘立’的方面，其中以程颐的影响最大。”[1] 他们不仅深入研究了《周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而且通过阐发经书中的义理，建立了一个包括天道、地道、人道在内的系统学说，而这一套学说在先秦、汉唐均是没有过的。不仅仅如此，他们还将经学的重点由汉儒推崇《五经》，而转变为《大学》、《中庸》、《孟子》、《论语》等《四书》。如周敦颐综合《周易》、《中庸》而著《通书》，司马光著《大学广义》、《中庸广义》。二程则将《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并列，作为儒家道统系列的主要典籍，要求学者深入研究和学习。到了南宋，朱熹用毕生精力完成了以阐发义理为主的《四书章句集注》。此后，《四书》的地位越来越高、甚至超出《五经》之上。因此，朱熹《四书章句集句》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经学的完成，它对元、明、清各代均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宋学的兴盛，与整个中国文化史发展的背景、趋势密切相关。如果不了解宋学兴起的文化史的背景，就不可能认识和理解宋学崛起的文化原因、学术特征和学术成就。
一 复兴儒学
在先秦，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本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派。自汉武帝采纳汉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不仅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关儒家学说的学术形态——经学，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所以，两汉时期，儒家经学的研究几乎吸引了所有的学者、读书人，经学成了当时学术界唯一受到普遍重视的学问。然而，儒家经学独霸天下的局面并没有能维持很久，魏晋、隋唐之时，以道家学术思想为基础的玄学、中国本土的道教与从印度传入的佛学等相继兴起。吸引了大批文人学者，佛道之学演化为一股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新兴学术思潮，这时，儒家经学的地位受到了动摇。然而，儒学不仅是一种以知识的研究、积累为目的的学术，更是一种规定国家体制、政治运行的社会意识形态，是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价值原则和伦理规范。所以，儒家经学的衰落远远超出其学术史的意义，而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秩序的维系和稳定。这时，社会感到有对儒家学说的强烈的需求，一部分儒家士大夫开始呼吁、倡导复兴儒学。唐中叶兴起的古文运动，应看作是这场复兴儒家文化思潮的开始。
韩愈（公元768～824年）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时期复兴儒学文化思潮的倡导者，故也是宋代学术之兴的肇启者。钱穆认为：“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2]韩愈所以要求复兴儒学， 根本宗旨在价值体系的“道”。他的古文运动是以“文以载道”为宗旨，他还著有《原道》，应该是他这一主张的思想纲领。
韩愈以“原道”为旗帜而倡导复兴儒学，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不仅仅张扬儒学价值系统的“道”，同时还努力重建儒家知识系统的“学”。韩愈在《原道》中引述了《礼记》中《大学》篇的观点，而《大学》在宋代是《四书》之一，在宋代学术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另一位古文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李翱，则强调了子思所作的《中庸》，《中庸》也是宋代经学的主要典籍《四书》之一。他还深入探讨了人的性与情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上）他强调人性无不善，不善者乃情之所为，故而主张通过道德修养而达到“复性”的目的。这些学术观点，主要来之于儒学经典《孟子》、《中庸》、《大学》，同时也汲取了佛道之学，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因此，他们所要复兴的儒学，不但与两汉时期的官方儒学——经学不同，也与先秦原始儒学有着十分重要的变化。
唐中叶的复兴儒学运动，在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积极倡导下，还只是一个开端。到了北宋，很快就形成了一股普遍的社会思潮。从“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开始，就继承了韩愈提倡古文、复兴儒家之道的精神，立志于道学的创建。石介批评唐代以来流行的浮华虚空的文风，倡导儒家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徂徕石先生集》卷五，《怪说下》）他们在倡扬复兴儒家之道的同时，批判了佛道二教及其它异端邪说。石介著《辨惑篇》，反对佛道二教，人们评价他“尤勇攻佛老，奋笔如挥戈”（欧阳修语）。孙复也是如此，他一方面宣扬道统论，一方面力辟佛老之学，他说：“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扬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庚妖艳邪侈之辞。”（《睢阳子集补》）显然，他也认为汉唐以来的辞章之学、佛老之学皆背离了儒家之道，并希望要复兴儒家之道。他研究《春秋》之学，阐发《春秋》大义，其目的也在于张扬孔子之道。除上面所讲的“宋初三先生”之外，庆历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也是北宋初倡导复兴儒学、批判佛老之学的重要人物。欧阳修主张为学者应以“道胜”而不以“文胜”，主张“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吴充秀才书》）他也批判佛教，认为“佛之法可谓奸且邪矣。”
北宋初年这些儒家士大夫们在倡导复兴儒学方面尚只是开端，以后，相继又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儒学学者，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人及其弟子，他们继续张扬韩愈提出的“道统说”，以提高儒学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同时，他们精研儒家经典，阐发儒学新义，为儒学创造了一套新的学术思想体系。他们的历史功绩不仅在“原道”，即恢复儒家的价值体系，尤其是在学术创建方面，即要建立一套新的儒学知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