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到香港参加一个由香港岭南、上海复旦、美国哈佛三个大学的中文系联合召集的中国文学六十年研讨会。会议本来谋划，由男作家一组谈文学与社会，女作家一组谈男人与女人，后来这个安排遭到了女作家们的抗议，掉了个个儿，改由男作家谈男女之大伦了。
这个花絮事件既反映了某种对待女性的不妥，也看出女作家的缺少自信与实居弱势。
我不得不就对于我绝非长项的这个话题谈谈看法。
一、革命的动员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
列宁说，没有人情味就没有对于革命的追求。人情味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于革命的缘起之一是为受到性侮辱、性压迫的女性说话报仇。
例如《白毛女》中的喜儿。例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黑妮。例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在样板戏中被更名为吴清华，这个更名也流露了非女性主义、羞于女性特点主义）。例如《家》里的鸣凤。例如话剧《屈原》中的女弟子婵娟。
有些本人并非革命作家，但是他们描写的不幸女孩，极具煽情性，例如《复活》中的马丝洛娃，例如《白痴》中的娜斯塔西亚?菲丽波夫娜，例如《悲惨世界》里的芳汀。想想看，如果喜儿没有被黄世仁强暴的遭遇，人们能不能激起那样强烈的阶级仇恨？甚至，如果不是每个乡村都有一个或几个准喜儿的故事，中国能不能出现急风暴雨式的土地革命？
站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孩的对面的是黄世仁，是南霸天，是那些享有性特权性霸道性暴力性穷奢极欲的旧社会的地主恶霸沙皇将军富商等人。他们的存在是革命的暴力必然性的依据。
也许我们还可以提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城市群众运动，在北京，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是1946年由于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引起的抗暴大游行。当时的口号是谁无妻女，谁无姐妹，这样的群众运动使美军和国民政府处于与广大学生、老师、市民对立的千夫所指的被动地位，而使反美反蒋的烈火从此燃烧不息。
所以，谈到一九四九年标志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的歌曲，一般都认为是《解放区的天》，而我宁愿选择郭兰英首唱的《妇女自由歌》，歌中用山西梆子的悲情风味唱道：
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枯井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如泣如诉，有冤有仇，郁积千载，苦情万状。听了这样的控诉歌曲，谁能不与旧世界血战到底？
性的分野阶级化了，政治化了。无怪在五十年代末期，苏联专家在华导演话剧《柳波芙?雅洛瓦娅》，描写一个可爱的女子柳，发现了自己钟爱的丈夫是反革命，从此爱情与革命角力，令人唏嘘不已。据说在排练时，试演柳的三位ABC制中国女演员，在导演说戏的时候，回答导演问题：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情人是反革命，会怎么办？三位中国女演员一致回答要报告公安局。使苏联专家叹为闻止。比较起来，苏联出现过这种所谓人性与政治选择的冲突的故事，例如《第四十一》或《蓝眼睛的中尉》，写一个红军女战士与白军中尉的爱情。顺便说一下，现在中国的电视剧，则没完没了地表现这种革命与反革命的人情，可能是夫妻，可能是情人，可能是姐弟，却已经俗不可耐了。
二、革命女性的光辉形象
与此同时，有各式各样的革命女性的光辉形象，极有魅力、说服力与动员的力量。
一种是《青年近卫军》中的刘巴型，疯玩疯闹，能歌善舞，个性完全解放，玩弄敌人于鼓掌之上，显现了女性革命化之后能够达到怎样的自由与美丽的完美结合。哪怕结局是革命女孩的光荣牺牲，也是虽死犹荣，虽死无憾。
一种是丁玲喜欢写的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类型人物，受人之所不堪受，忍人之所不能忍，背负着几千年的封建十字架，对于革命作出特殊的贡献，却为俗人所诟病。贞贞的形象也令我联想起苏联革拉特考夫的《士敏土》中的莉萨，女性的身体与情欲，成为她们对于革命的慷慨而且狂热的奉献与牺牲品。也许这样的女性形象还能令人联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看来性献身的传统也是源远流长。
还有一种是向往革命的浪漫的女性，多半是知识女性。巴金的《家》提到过俄罗斯戏剧《夜未央》，剧中描写俄罗斯的虚无主义女革命者（应该是名叫苏菲亚的吧），为自己的情郎打信号，情人以大致上是人体炸弹的方式去消灭沙俄统治者。这样的苏菲亚是革命女神的形象代表。她让人想起法国的圣女贞德。
而在日本女作家、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妻子宫本百合子的小说中是伸子，在中国的《青春之歌》中是主角林道静，在契诃夫的小说中是“新娘”，她们都不能容忍乏味庸俗的中产阶级生活，出走家庭的樊篱，投身革命。尽管我们可以说，契诃夫对于革命其实一无所知。
性压抑、性淡漠、对于生命的高潮化的期待，与性有关的各种不平衡不公正，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革命的驱动力。
三、性的劳动化与人民化
新中国的建立，在继续宣扬记述性的革命化的同时，也宣扬与刻划性的劳动化人民化。
评剧《刘巧儿》中唱道：
我爱他，能写能算能劳动，
我爱他，下地生产他是有本领。
黄梅戏《天仙配》中唱道：
你耕田来我织布
你挑水来我浇园……
这里，对于性伴侣的诠解更像是劳动生产互助组合。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样的唱词，仍然给人以质朴与健康的新鲜感，远远高明于古典中国文学作品对于女孩儿的二八妙龄、三寸金莲、杨柳细腰、破瓜娇羞的轻薄与病态的描写，也高明于好莱坞的某些影片的对白：“你的屁股（如何如何）……”。
其实老区的秧歌剧《夫妻识字》与《兄妹开荒》中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味，虽然兄妹关系的安排回避了性这个国人羞于面对的情势。
也有麻烦。萧也牧五十年代写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写一名小资男性娶了劳动女性为妻，小资男性要赏月，劳动女性认为月亮不如大饼能为人民充饥。为此萧受到批判，他从此一辈子没有抬起头来，文革中悲惨地死去了。头一个批判萧的是自身也命运多蹇、令人扼腕的杰出女作家丁玲。
四、性的新的社会内容：公与私、人与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早在五十年代曾经高调宣扬过一些小说乃至一些先进人物的事迹，由于忙于做好事或其它任务，一个人不但多次推迟自己的婚期，而且到了结婚那一天，又是身陷公事好事，乃大大迟延了他与对象约好的结婚登记。
也宣扬过这样的道德标兵，配偶已经完全残疾乃至死亡，女性则为了照顾公婆等坚守不再嫁。这确实令人感动，同时也会有人为之有所困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