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确立了两个基本思想维度——古今与中西。1900年代，进化论的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这就为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开辟了道路。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相继展开。
基于古今与中西，是有民国新宋学与“新墨学”。排满革命，政治与思想“反清复明”，宋明道学于民国重新成为显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是为“新宋学”。承接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中国传统之墨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是称“新墨学”。如下所示：
中国传统之精神，基于家国天下，植根于先秦诸子学。宋明道学之道统，阳儒阴佛，袖手心性，悖于家国天下，是“伪道统”。清代思想本之道学反动，明道以救世，返于先秦诸子学；子学复兴与墨学复兴，回归家国天下，正是道学反动之成果。
1900年代，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相因缘而并兴。民国鼎革，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承接子学复兴与西学东渐，破斥经学观念，主张子学与西学。承继或违背子学复兴的趋向，也就是坚持或反动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这决定了民国思想与政治的成败。
民国新宋学，自政治而思想，因袭宋明道学之“伪道统”，违背了子学复兴的趋向，是思想上的反动。民国新宋学，据以宋明道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的超越，背离了中国哲学的现世精神，是“伪中国哲学”。
新墨学，自思想而政治，承接子学复兴与新文化运动，融合子学与西学。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颠覆形而上学之超越而专注现世之实践，契合中国哲学的现世精神；新墨学，植根于中国的墨学传统，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
新墨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墨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墨学精神，兼以易别；兼以易别之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人民解放。墨学传统，专注家国天下之社会；家国天下之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新的表达形式，是“社会主义”。
一、古今与中西
二十世纪以来，西学东渐，确立了两个基本思想维度——古今与中西。1900年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带来了古今观念的转变；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而非古必胜今。西学为今，于是就应该输入并接受西学。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到底是古与今还是中与西？在人生观上应该如何选择？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相继展开。
于古今与中西，科学代表了今与西，于是就被普遍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社会观，就被用于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的研究；这种研究结果，又被用于指导革命实践。19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革命实践直接相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1.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
1900年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随着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随即展开。
1910年代东西文化论战，肇始于新文化运动[1]，新文化运动基于进化论[2]。“生存竞争之学说输入吾国以后，其流行速于置邮传命，十余年来社会事物之变迁，几无一不受此学说之影响。”[3]
依据进化论，进化中的古与今，今必胜古；相较而言，西方文化是今、为新，中国文化则是古、为旧。[4]推动新文化运动，拥护“德先生”、“赛先生”，就是引进西方文化，同时摒弃中国文化。陈独秀说：“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要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5]
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将中与西视为古与今的程度之差。但是，中与西，也许不是古与今的程度之差，而恰恰就是中与西的性质之异。“盖吾人意见，以为西洋文明与吾国固有之文明，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者。”[6]
中与西，到底是程度之差，还是性质之异？中与西，如果是古与今的程度之差，那么中与西就统一于古与今；中为古、西为今，今必胜古，唯有“西化”。中与西，如果是性质之异，那么基于中与西，各有古与今；但是，中与西是性质之异，“中体”与“西体”之争，却又陷于古与今。[7]
新文化运动基于进化中的古与今，也就隐含了一种进步的信念。这种进步的信念，也契合了时代变革的期望。但是，新文化运动强调古与今的程度之差，却也容易忽视中与西的性质之异。忽视中与西的性质之异，就会导致“西化”的主张。而在中国革命中，忽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就会导致革命上的教条主义。
中与西，到底是程度之差，还是性质之异？于古今与中西，到底是古与今，还是中与西？经过了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论战，国人亟需在人生观上进行选择。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随即展开。
2.1920年代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经过新文化运动与东西文化论战，国人亟需在人生观上进行选择。《人生观》的讲演，适逢其时，于是就引起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张君劢的讲演，主张一种“玄学”的人生观。其理由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相对，关乎自由意志；而主张“玄学”的人生观，也呼应了欧洲反思科学的“新玄学”[8]思潮。但是，胡适说，只要你敢轻视科学，就是你的不对；欧洲是欧洲，中国是中国，中国需要发展科学，而非反思科学。[9]
经过新文化运动，科学派挟有“赛先生”的威风，底气十足。但张君劢仍可提倡“玄学”与“新玄学”。欧洲的“新玄学”，反思科学并重回形而上学[10]。中国的“玄学”，援引西方形而上学，是可成就中国的“新玄学”；这种“新玄学”，据以宋明理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也就是“新宋学”[11]。
但丁文江已然指出这种“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西方的“玄学”，也就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在科学的冲击下，已然穷途末路；而宋明理学，也已奄奄一息，现在却还要借“新玄学”死灰复燃。[12]
自张君劢提倡“新宋学”，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以建构“新宋学”，却也逐渐成为风气。科玄论战，针锋相对，科学与形而上学却也成为中国现代思想的主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规模。
在科玄论战中，陈独秀倡导“唯物的历史观”；因应社会革命，“唯物史观”也迅速流行。“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