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历史的产物。科学地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始终是近代以来人文学者追寻的目标。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为这一重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翔实的证据。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一百年前，瑞典学者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等人开始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发掘，从而揭开了中国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 仰韶文化博物馆内的展品“彩陶盆” 。新华社记者 李安摄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推翻了西方考古界一直坚持的中国无石器时代的旧说，但安特生在解释仰韶文化起源上却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安特生将在仰韶村发现的大量精美彩陶简单地与中亚安诺遗址、东南欧特里波里遗址中采集的彩陶进行比较，并轻率地得出了中国彩陶文化来源于西方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西来说”。仰韶文化早期遗址距今约7000年，晚期约5000年，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共标出173处相关重要的仰韶遗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考古资料的不断充实，中国“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逐渐被人们所知。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转变，考古学为世界揭示了一条中国国家形成、文明起源的典型路线。它强有力地证明中华文明是本土起源的，有坚实的发展根基。中华文明是实实在在的原生文明。
考古证明，大约在1万年前后，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大地上存在一系列独立发展、风格各异、地域色彩浓厚的史前文化，苏秉琦先生将之总结为“满天星斗”。中华文明不但是本土起源，而且也非单一中心，是多源并发。高度发达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也分布于辽西、长江中游、黄河下游、江浙等地区，初步形成带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中华文化圈。
世界历史的研究表明，文明是对野蛮的否定，而国家则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文明时代以国家出现为主要标志。
▲ 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良渚文化瑶山祭坛遗址。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大约在5000多年前，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著名的良渚文明。良渚文明距今约5300年至4300年，有宫殿、城市、祭坛、工程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以及墓葬等级有差异的墓地等，属于典型的古国文明。考古工作者近年的研究表明，良渚文化的影响范围远远超出江浙，远达山东、陕西、山西、广东等地。
到了大约公元前2600年至前2100年的“龙山时代”，随着铜器时代的到来和发展，人们的生产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中心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大，临汾的陶寺、神木的石峁、登封的王城岗均出现了设计较为严密、规划相对齐整、面积达上百万平方米甚至数百万平方米的大城，同时也出现了供统治者使用的大型宫殿。人们在管理水平和组织能力上有了明显提高，贫富分化加剧。文明社会的门槛业已跨越。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内的2号宫殿基址。新华社发
唐虞夏商周，人们一般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初创期。学者们所说的文明的必备条件，如城市、金属冶炼和阶级分化等要素，均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二里头遗址有当时最大的中心城市，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这里有青铜铸造作坊、青铜武器和青铜礼乐器群等。二里头文化的影响范围超出此前的古国，已跨过黄河，北入山西（平遥地区）沁河；西北至晋西南运城、临汾；向西抵关中东部、丹江上游（陕南）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到豫东开封一带，俨然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势、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极有可能就是夏文化。
与此同时，周边那些曾经辉煌的史前文化继续存在，此后也以少数族群的身份存留在中原王朝的典籍中。如东夷应与新石器时代晚期山东大汶口—海岱文化有关，虽然其文化制度与中原文明有一定差别，但他们长期依附于中原王朝，深度嵌入王朝政治体系。
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多元文明相互整合的过程。考古学家称为“重瓣花朵模式”，华夏是核心，是花心，核心向周边辐射、扩散，周边向核心汇集。核心与边缘交织影响，相互交融，逐渐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
夏、商、周三代属于王朝文明，三代之间有密切的政治文化传承关系。所谓“成汤革夏”“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及“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就是这种传承关系的重要表现。三代不是城邦国家，更不是帝国型国家，但夏、商、周已经拥有相当的统一性。夏、商、周三代之王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王宫是政治决策的中心。此时，血缘纽带是王朝治理的重要手段。
从秦汉至隋唐，出现“天下一家”的格局。秦汉时期，大一统王朝建立，郡县制成为地方政权重要组织形式，中央建立起强有力的集权体制，编户齐民制度得到落实。“诸夏”与“诸夷”深度融合，逐渐形成汉族。海、陆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核心家庭取代家族成为基层组织的基本单位，完成了社会基层由血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转变。文字的统一，儒学成为主导意识形态，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大影响。
隋唐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宏博和辉煌著称。此时，中国的经济格局略有改变，南方被不断开发，但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中国古代文明的积淀与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新的高度。传承与创新并举、开放与进取并重、吸收与融合并存，构成这一时期文明的重要特征。适应社会结构更新和促进社会流动的科举制，多民族和多元文化交融的大一统国家组织，以及以儒学思想为中心的社会伦理远播，使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得到充分展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