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沙市一中（即原湖南省立一中）校史館，一件現存的毛澤東在一中寫的最早的作文手稿成為鎮館之寶。
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唯一一篇保存下來的毛澤東中學時代的作文手稿。
這是一幅毛澤東留存下來的最早、最完整的手跡，也是青年毛澤東書法藝術的見証。
這，就是毛澤東在長沙市一中讀書時寫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
毛澤東寫這篇作文的緣由及基本內容
1912年春，毛澤東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更名為湖南省立一中）。這所學校是當年湖南最大的普通中學，集中了一批優秀教師，校長是符定一，在新中國成立后，擔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1912年6月，毛澤東進入省立一中后不久，學校舉行了一次作文比賽，主題是讀史用史，題目自擬。毛澤東根據《史記》記載的“商鞅徙木立信”這個故事的內容和比賽的要求，並聯系當時的社會現狀，揮筆寫下大氣磅礡的《商鞅徙木立信論》，以抒發胸懷。現將全文照錄如下，以饗讀者。
商鞅徙木立信論
普通一班毛澤東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
商鞅“徙木立信”，是一個流傳久遠的歷史故事，最初見於《史記·商君列傳》。相傳戰國秦孝公在位時，宰相商鞅力主變法，但阻力很大，老百姓對新政也有疑慮。商鞅為解除人們的疑慮，在國都南門樹立一根木樁，宣稱誰能將木樁徙置北門，賜10金。但人們不信有此種輕而易舉的好事，不去徙置。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又宣布，誰能徙置，賜50金。這時，果有一位手粗腳壯的大漢將木樁由南門搬至北門。商鞅當即給大漢賞賜50金，以示不欺騙。隨后頒布新法，表示要如徙木賞賜一樣，取信於民。
對商鞅“徙木立信”之舉，毛澤東雖有嘲諷，卻也贊賞其良苦用心，肯定其立法內容，並稱之為“良法”。他認為，商鞅之所以如此煞費苦心，多半是由於“民智之不開”，並由此感嘆國民之愚昧，感嘆幾千年來民眾心智的閉鎖和中華民族幾近淪亡的悲慘。毛澤東作文中的“三嘆”是有感而發的：法令本來是為人民謀求幸福的。老百姓唯恐不頒布好法令或雖頒布而不實行、不生效。如果法令好，他們自然會竭盡全力維護這樣的法令，豈有不信之理？如果法令本身不好，不但不能使人民得到幸福，還會使人民擔心其產生的危害，老百姓自然會竭力阻止這樣的法令施行，你要他們相信也是絕不可能的事。這本是國家、百姓、法令三者之間的正常關系，而商鞅卻不得不先演出“徙木立信”的一幕，說明當時這三者關系是不正常的，怎不令人感嘆？
毛澤東早期思想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並深受其影響，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憂國憂民意識主要體現在對中國社會現狀和中國國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商鞅徙木立信論》可以說是毛澤東這一思考的發端。“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在青年毛澤東看來，理想的國民應當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不好的法令就反對。而好的法令的實施和見到成效，又離不開政府和百姓的互相支持、互相依存。任何法令都存在著一個己群關系、公民權益和社會責任協調的問題，離開了這一點，則無論“良法”還是“峻法”都很可能於事無補。
這篇作文雖然隻有400多字，卻緊扣“立信”二字，從立法的角度論述法與民的關系。他說：為政者要取信於民，法律、政策必須有利於人民。有益於人民的法律政策，人民會自動地去實現與維護﹔如果法律違背了人民的意志，政策有損於人民的利益，那就會把政府與人民對立起來。商鞅立法變革嚴懲奸邪以保護人民的權利，獎勵耕織以增進國民的富力，鼓勵軍功以樹立國威，清除貧困衰弱，造福人民，這是我國從未有過的大政策，人民為何“立而不信”呢！原來是變法前的秦國政府早已失信於民，“黎民懼焉”，盡管執政者煞費苦心，人民依然“立而不信”。至此，毛澤東將筆鋒折轉，寫道：人民中的守舊觀念、膽怯心理，執政者的腐敗、欺壓，是導致我國幾乎“蹈於淪亡之慘境”的深層原因。
毛澤東這篇作文的指導老師是誰
毛澤東這篇作文的指導老師是誰？24年后的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窯洞接受美國著名記者斯諾訪談時，專門提及這個問題。他說：“我下一個嘗試上學的地方是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了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個學校很大，有許多學生，畢業生也不少。那裡的一個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他因為我有文學愛好而很願意接近我。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御批通鑒輯覽》，其中有乾隆的上諭和御批。”
由於毛澤東沒有說出這個“國文教員”的名字，所以斯諾的訪談見諸書刊后，當時就有許多猜測：有的認為是長沙市一中的首任校長符定一，有的則認為是先在長沙市一中任過教，后為湖南大學教授的胡汝霖。新中國成立后，有研究者在湖南省立一中的檔案中，發現毛澤東這篇存世最早的中學作文文稿《商鞅徙木立信論》后，才從文章“總評”的落款中，知道了這位“國文教員”是時任湖南省立一中的國文教員柳潛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