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2021年3月10日，某教育辅导机构主办“中高考冲刺”的主题活动邀请了几位文界名人，为冲刺中高考孩子提供技巧和建议，其中包括颇负盛名的作家余华，及近期因参加综艺节目《奇葩说》而出圈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
作家、学者，都是大家印象里严肃文化界领域的德高望重者，他们现身一场教育辅导机构的活动，必然吸引公众目光。
当然，不乏一些支持声音认为，余华这样的文学大咖走进校园，至少可以为应试教育注入一些新鲜血液。
但更多舆论热议，纷纷声讨严肃作家、学者参与商业活动的荒唐与功利性：
“余华教人写作文，就好比张艺谋教你拍抖音。”
“应试作文跟写作完全是两个领域，余华真的能讲好中小学作文吗？”
人们眼中本应该禁闭在书房里与文字孤战的作家，本该站在讲台上不苟言笑的教授，走到了商业教育机构搭建起来的演讲台上，似乎就等同于向利欲世俗低头，神仙下凡，一地鸡毛。
某位自媒体人还发了一条微博，配上余华演讲照片，悲愤高呼：文学已死！
自媒体人发微博高呼“文学已死”
这条微博获赞上万，抽象概念的“死亡”太好用了，一开口就能体现出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深切关心。“XX已死”的铿锵口号，也一下子攫住了部分人心头满溢而又表达不出来的愤懑。
类似由严肃文化、文学界人参加商业性质的活动引发的个体反感，近期以来并不罕见，比如上个月，许知远参加《吐槽大会》被质疑知识分子的衰落，刘擎露面《奇葩说》，则被骂“教授已死”。
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搞象征，喊“生死”，本身就是成本最低、最易博眼球的说话方式。
“文学已死”这个说法本身也离谱。首先，余华不能代表文学，实际上，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文学，甚至连莎士比亚也不能，他仅能被称作文学史上的集大成者、全球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
文学是一条长河，先驱后继者们滚滚涌动，或转瞬即逝，或长眠积底，虽然日下式微，但总会让人期待后继有能人。
别的先不说，至少，为了避免培养出更多不会好好说话、沉迷营造概念的写作者，基础教育阶段的作文培训，的确很重要。
余华这不足15分钟的演讲主题，紧扣“如何写好高考作文”。
反对声浪中有一句奚落味十足的质疑：让曾经的高考落榜生来教作文，能行吗？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的第一年，余华名落孙山，他对再战没有执念，转头去当了乡镇小牙医。
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在一所充满“精英教育”味道的培训机构演讲台上，拿着早已写好的演讲稿，一字一字地传授“经验”：“多准备好的句子和细节，这是通用的。”
这就像一直以来学校老师对学生耳提面命的“多用好词好句”，无甚新意，但也不错。
其他建议也七平八稳：“多准备一些好的细节”“细节可以出现两次”“语文老师看作文的速度极快，写作要根据阅卷老师习惯来，写出亮点”“考生准备考试素材，最好以自我为中心，不管作文题目如何变化，我巍然不动”。
紧扣题目、迎合阅卷人出题目的、积累素材，这些老生常谈的硬技巧，还是我们当年熟悉那一套，八九不离十。
那么，既然学校老师都讲过无数次了，凭什么要听你一个高考落榜的作家来重复废话？
目前，我国高考作文大多以议论文为主要形式，评判要求，也不在于具有多么深刻的哲思内涵和审美价值，而是在于在有限字数里切题且逻辑清晰流畅。
在我十年前的中学时代，为了写好应试作文，老师要求记背好词好句和成语，熟悉一套好看的、标准的而不是独特的话语，甚至还要专门练习三段式写作，把每一段的字数都严格控制在“约定”范围内，才能同时保证阐述完整，又将文章控制在合适范围内。
当然，对多数中学生而言，想要精准、别具一格地表达自我思想与感受，的确是一件不太现实的事。
但在当时，机械、僵硬的训练模式实在让我不堪其扰，我并不是一个怠学的学生，但一张语文试卷翻到背面，却每每让我倍感焦虑，如临大敌，如坐针毡，提笔难下。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会沉迷于前人们传下来的旷世佳作，会讶异于文学家们对世界的精确感知与拿捏。真正的文学佳作从古籍戏曲到世界典著，从西方的托尔斯泰到我国现代巨匠沈从文、汪曾祺等，都给予了当年的我们对文学之美以一定启迪。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已经在文学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先辈出来，明确告诉我：好词好句的积累是有必要的，要想写好文章，技巧性的训练是必要的。
那么，或许我会对自认为僵硬死板的应试作文少些抵触。
的确，文学不同于作文，更不等于中学语文，文学家与语文学霸，也没有直接关联。
但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其他学科，语文不仅是工具，它本身还是一种艺术，更需要一份审美的悟性。
就像电影《死亡诗社》里的那句：“医学、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崇高的追求，足以支撑人的一生。但诗歌、美丽、浪漫、爱情，这些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电影《死亡诗社》
话说回来，余华高考落榜虽是事实，但他曾作为《钱江晚报》新少年作文大赛连续三届总评委，也是事实。
他未必懂得如何写好一篇中学应试作文，但在阅览大量中学生习作后，至少会对学校作文有了一定自己的见解，将这种见解融入自己多年打磨、积淀的语言文字素养里，提炼出一些新鲜的启迪，输送给还未脱离应试作文里扎的学子，也是大有裨益的。
1995年隆冬，余华正把自己关在北京住所埋头苦写《许三观卖血记》，家里刚装上了第一部电话，但几乎没有人给他打，偶尔与几个朋友通话，其中包括同时期正在山东高密写《丰乳肥臀》的莫言。
那时候的生活很安静，远没有现在这个年代这般浮躁、冗杂。
四年前， 余华在四年前的清华大学演讲里分享这段经历，他为过去三年没有推出新作而抱疚，感慨道：“现在的生活比我当年写小说的时候丰富多了，事情也多，诱惑也多。”每天都要跑来跑去，没有时间写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