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巴黎的5月充满了抒情色彩，“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后人难以体会，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
1968年巴黎的5月充满了抒情色彩，“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全世界的年轻人获得了节日气氛和解放的感觉，校园与街道都变成了广场。“人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雅典的民主。”这种当时自以为解放来临的狂欢情绪，后人难以体会，但那些言语和文字还会流传。汤姆·海登，上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左派领袖之一，这样乐观地总结上世纪60年代的遗产：越战结束，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还有“大家都会哼哼两句《黄色潜水艇》，也都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
起初是文字的力量，读书带来的快感，它带给你解放。1959年，一个22岁的文学女青年，家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名叫玛丽琳。她刚开始自己租一间房子住，在当地报纸谋了个差事，“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她看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像被子弹击中，便走出家门买来一瓶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稍有醉意，借着烛光，潦草地尽可能快速地写着。
她写了什么呢？除了一篇对“垮掉的一代”的观感，我们再也没读到过她任何文章。那些在潦草纸张上书写下的文字，或许没有更长的生命，在蜡烛燃尽时，也就消散成灰。但那颗击中她的子弹还没有停止飞行，还会打中后来的很多人。我们还会读到《在路上》，知道这本书的主角内尔·卡塞迪，1968年2月在墨西哥的一座小火车站边死亡;我们还会看到一部以卡塞迪为主角的电影《我的最后一次自杀》;我们还会读到金斯堡的诗。你30年、40年，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作家、歌手、诗人，光秃秃地和你相遇。
整个上世纪60年代，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他去了印度、南美、古巴，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也收到许多年轻人写来的信。他们问他:“如何成为一个诗人？”1968年10月号的《纽约客》杂志，详细记载了他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座谈，学生们和他谈论摇滚乐、鲍勃·迪伦，谈论庞德的诗，也谈论那些怪异的嬉皮士们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也许公元3000年的时候，有个学美国历史的学生，能从故纸堆里发现这些诗人存在过。”金斯堡说，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了，我们生活在科幻的年代。所有改变人们意识的老方式——技术进步、革命，全都破产了，黑人民权运动对南方的中产阶级毫无影响，但嬉皮士能做到。那些权力都是幻觉，人民的真实是可以写作。他鼓励学生们拿起笔给政治家写信，还出示了一封他写给某位议员大谈佛教的信件。
金斯堡去古巴参加了作家聚会，他想在和卡斯特罗会见时谈谈同性恋者的权利问题，但他很快被驱逐出境。1965年5月1日，他在布拉格参加劳动节游行，登上玫瑰花车当选“五月之王”；他在布拉格朗诵，发现那里好多年轻人蓄上了胡子，留起了长发，还穿上了牛仔裤。1959年，在《Quick》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将蓝色牛仔裤描写成西方经济对苏联社会占有优势的标志，“听说苏联工业订下了美国一整座制造蓝色牛仔裤的工厂，以求满足他们年轻人那些不能再充耳不闻，和在莫斯科街角也不能再视而不见的渴求‘蓝色约翰娜’的愿望”。奥地利作家耶里内克说，“我在60年代只穿牛仔裤和T恤，不然的话我就会被社会孤立”。牛仔裤在那时候成为年轻人的制服，另一个“自由的标志”是平底凉鞋。布拉格的年轻人开始去俱乐部听很吵闹的摇滚乐，但布拉格的文学期刊《面孔》停刊了。这个城市依然有戒律，什么不可以写，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干。金斯堡在飞机上写下诗歌《五月之王》:“我曾在哈瓦那被身穿绿色制服的侦探送上飞机，现在我被穿着捷克斯洛伐克西服的侦探在布拉格送上飞机。”但他又被驱逐了。
1968年，基辛格在接受《LOOK》杂志的采访时说，“个人总是处于与社会的对抗之中。我理解现在年轻一代人的痛苦，他们没有道德偶像和英雄，没有伟大的目标。他们拒绝服兵役是对社会的破坏，越南战争不是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
马克·库兰斯基在他那本《震撼世界的1968》中说，那时候的年轻人有一份自己的英雄名单，只是这个名单上没有基辛格熟悉的人，其中不包括政治家、领导人和将军。上世纪60年代最让年轻人喜欢的作家是加缪，1960年，加缪47岁的时候就死掉了，但年轻人喜欢看《西西弗神话》，审视自己处境的荒谬。他们还看《鼠疫》，这本讲述医生挽救城市的小说让青年人信奉行动。另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被广泛引用的知识分子是马尔库塞。墨西哥一位学生运动领袖说:“我看《单向度的人》，只看了5页，看《爱欲与文明》，实在太乏味，现在我开始看他的另一本书，只因为我们反对的那位独裁总统说，目前的骚乱都是受这位哲学家影响的。”青年人的另一位思想偶像是法农，他1961年写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翻译成25种语言出版，他是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参与者。马丁·路德·金当时就以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来打量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思潮，他说:“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革命，被压迫者起身反抗压迫者。”
上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的领袖人物汤姆·海登，1957年上大学一年级，看了《在路上》就异常激动，他还说，是《鼠疫》这本书让他放弃记者的行当而投身社会活动。1968年，中央情报局给林登·约翰逊总统递交一份233页的调查报告，题目叫《不安分的年轻人》，报告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非洲、亚洲各地的学生运动。报告说，要精确地寻找出这些运动的动机和趋向是失望的，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们是受社会主义势力操纵和赞助的，他们蔑视苏联，也蔑视美国共产党。汤姆·海登本人对这份报告的判断倒也赞同，他说:“我们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我们的偶像和先知是杜威、怀特·米尔斯和塞林格。”
那些旧日的小说与诗歌还会在今天的新闻中闪现。2007年12月，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去世，享年91岁。她是诗人罗伯特·洛威尔的妻子，两人创办了《纽约书评》，当时是洛威尔以个人名义贷了4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洛威尔也许是1968年最有名的美国诗人。那是富有诗意的一年，纽约城开通了一条诗歌声讯台，如果你想听诗朗诵，就拨个电话过去。2007年11月，诺曼·梅勒去世，享年84岁。1967年10月，美国反战联盟组织了向五角大楼进军的反战游行，诺曼·梅勒记录那次示威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在1968年出版并获得当年的普利策奖。196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共和党8月25日在芝加哥举办代表大会，诺曼·梅勒作为《Esquire》杂志的记者出现在“异皮士”的抗议现场，他说过，是小说家创造了历史，“你必须以艺术家的骄傲，面对现存权势的高墙，吹响你反抗的小小号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