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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应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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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海关月度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货物贸易顺差同比分别为92.50%、-87.80%、-755.30%、-51.92%,4个月之和为-802.51%,创2014年(该年为-1211.92%)以来的第二降幅。我国经济依赖大宗商品贸易的现象较为严重,向国际产业链一体化贸易结构的调整已成必然的发展趋势。
  大宗商品出口依赖问题较严重
  近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全球大宗商品依赖状况报告》称,全球有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宗商品出口依赖问题最为严重。因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造成冲击,致使64个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定义,如果一国出口总量的60%以上是大宗商品,该国即被认为是大宗商品出口依赖国家。
  该报告显示,大宗商品出口依赖国家从1998年至2002年的92个增加到2013年至2017年的102个,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国家数量达到20年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国家和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受到大宗商品出口依赖的影响,包括85%的最不发达国家、81%的内陆发展中国家和57%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九成国家依赖大宗商品出口,也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紧随其后的是中东和北非,该区域65%的国家依赖大宗商品出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一半国家以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一半国家也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大宗商品出口依赖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累计顺差减少432亿美元,前4个月环比分别为-31.37%、-89.49%、692.98%、-57.61%,货物贸易的下滑拖累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国际贸易价值链调整新趋势
  然而,进一步分析发现,40年前国际贸易70%是产成品的交易,到10年前,有40%的产成品和60%的中间品货物贸易交易,至2018年已变成70%以上为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品的国际贸易交易。究其原因,服务贸易飞速发展是关键因素。一般而言,国际货物贸易交易量每十年翻一番,而服务贸易却每五年翻一番,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又是每三年翻一番。因此,服务贸易促进了全球贸易产业生产力的提高,正影响着世界贸易新规则的形成。
  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纽带、价值链枢纽等通过信息互联和远程智能管理,将全球中小企业组织在一起,形成世界级制造业巨头。如手机涉及500多个零部件,遍及全世界上百家企业和几十个国家,专利集群形成的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等,由此形成整体制造的专利,从而出现苹果、三星和华为等整体商品贸易特征。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和零部件供应企业提供专利,而主导企业制订标准和产业纽带。因此,主导企业是提升产业链竞争能力和掌控核心技术的竞争能力。其标准是引导中小企业专利发明的关键核心,而“三零”原则又将引导产业链的加速形成和快速发展。
  “零关税”是推动自由贸易的关键,目前我国平均加权关税为7.5%,而世界贸易整体关税为5%,美国为2.5%。如果中间产品经各国海关,加上FOB费用所形成的税基将影响产业链的竞争力和控制力。因此,零关税是适应产业链上几十个国家和几百家企业共同制造产成品的最合理布局。“零壁垒”是促进产业链上百家企业在几十个国家之间同步生产成为可能,产业链各国营商环境不同,准入与不准入对跨国公司的资源配置和布局将形成一体化发展的瓶颈,若形成一致的营商环境,产业链国家之间才能协同生产贸易产成品。因此,营商环境要对接国际化和公平公正公开,适应零部件加工厂、物流运输、仓储服务等需求,以及国际贸易产业链一体化升级换代的需要。“零补贴”是国家为争夺产业链企业的落户需要,为企业提供税务补助,使得跨国公司的世界各国布点会发生扭曲,从而影响国际贸易产业链一体化的形成。
  近日,对外经贸大学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工业发展:来自中国、东南亚和南亚的经验》认为,工业竞争力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先决条件,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将进一步提高工业竞争力。贸易自由化、基础设施、融资可得性和劳动力技能等因素,将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景和升级轨迹。虽然投资激励和建立经济特区等政策鼓励了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但不应高估投资激励的效果,外商投资的作用因国家而异,而且投资决策更多取决于市场需求等其他因素,如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等。参与全球价值链能为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带来更多的机会,但这并非自然形成和自动发生,而是取决于国内企业和整体经济的吸收能力。
  进一步分析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有“高端路线”和“低端路线”之分,生产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所形成的“高端路线”,为国际贸易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升级路径。而为避免“高、精、尖”利益冲突的资源消耗型,局限于全球价值链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经营活动,走“低端路线”融入全球价值链,必然处于受制于人的被动的贸易局面。这需要建立良好的贸易政策环境,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提升分工合作的地位以促进贸易结构的升级。因此,“三零”需要打开国门和消除关税壁垒,而标准的制定则约束了各国互相间的争议,提升了自我监督的自由度。因此,“三零”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的新趋势。
  2002年,美国提出“三零”概念,希望世贸组织和G7国家的关税由2010年降到5%以内,至2015年降到零。事实上到2010年,世贸组织主要成员国关税已降至美国设定的第一阶段要求5%以下。近年来,“三零”受美国放慢速度的影响,2017年和2018年关税却与2010年相等。究其原因,零关税对发达国家服务贸易提供了有利的施展空间,而对服务贸易发展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处于不利的局面。
  加快贸易新旧动能转换
  从经济增长动能研究看,无论是索洛关于余量作为外生变量反映技术进步的贡献理论,到罗斯托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还是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发展对农业部门收入和劳动力比重下降、对工业部门收入比重上升和劳动力比重稳定或小幅上升、以及服务部门劳动力比重上升等论述,再到钱纳里关于产业关联理论,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因素联系起来,并引入技术和制度等新的生产要素,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等诸多理论分析,均揭示了贸易新旧动能转换,在满足新需求的同时,也需要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最终转化成全要素生产效率提升的新的路径依赖,形成贸易高质量持续发展的新动力。为此,需要认清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我国贸易新旧动能转换将是长期的过程
  我国进出口贸易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增长动能将长期并存,双轮驱动将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传统贸易却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战场,新型的贸易产业发展方式的动能仍需积蓄成长。在积极培育发展贸易新动能的同时,贸易政策应充分发挥传统大宗商品出口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运用新技术、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如上海作为我国贸易和金融中心,应将供应链金融作为贸易金融的突破口,以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四流合一”,梳理运用货运单中核心企业的供应商和经销商名称、货物名称、地址、运输货物险、货物价格等货物贸易信息,依托核心企业信用,针对真实贸易背景,提供自偿性贸易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货权质押、跨境资金自由收付等,提供与保理业务、ABS业务相结合,形成应收、预付和存货等供应链相关的金融服务,以推动传统贸易的升级与培育壮大贸易新动能,催生贸易新需求,赢得贸易转型的新空间和时间,从而实现我国进出口贸易的转型发展。因此,政府部门要为加快供应链金融机制建设提供平台支持,通过物流数据库建设,如订单、支付单、物流单等“三统一”,为银行业贸易金融服务提供核心企业确权便利、无需提供担保或差额回购、不占用核心企业授信、降低核心企业准入门槛等政策便利措施,突破供应链贸易金融发展瓶颈,形成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发展的新动能。
  二是金融科技赋能供应链贸易金融政府应加大区块链技术等金融科技运用的引导,为银行的核心企业二级以下供应商和经销商提供穿透式服务,帮助核实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采购信息与销售信息,积极推进产融结合、创新攻关与技术协作,向核心企业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推长三角优质科创企业上市融资和加快发展,同时助力银行掌控线上商流与线下物流信息,利用线上线下的银、政、企多方协作机制,为中小微企业融资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三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应转型发展
  优先发展服务贸易应成为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以此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重要的发力点。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4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7%,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行业部门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预计到2020年,这一规模将超过50万亿元。去年10月,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推出首张服务贸易领域的负面清单,其管理模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服务业的开放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为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等领域营造了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服务业市场环境。而加大版权、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及减少对服务要素流动的限制,可以促进人员往来的便利化,加强资格互认、标准化等领域的磋商与合作,进一步激发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为此,进一步加快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发展战略,衔接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建设等前沿平台的建设,进一步深化内外联动型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等相关制度的新突破,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
  我国发展目标是到2035年成为世界现代化大国,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强国。为此,上海国际贸易发展需要对接“三零”原则以及适应国际贸易体系的发展趋势。首先需要认识的是“三零”并非所有商品关税全为零,其中有渐进的阶段和趋势性实现的过程,如日本对欧洲的货物贸易,有86%的商品实施零关税,另有14%的商品用15年的时间逐步归零。其次,15年后有95%的商品为零关税,还有5%或6%商品的关税将始终存在。这就给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转型发展,以及通过上海自贸试验区对“三零”原则先行试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安排带来了过渡性机遇期。因此,上海国际贸易发展战略应瞄准国际产业链一体化目标予以实施和布局,而制度设计是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因素。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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