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4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期间，一位苏联女大学生来中国实习，在烟台停留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她近距离地接触、观察在烟台遇到的各种形形色色色的人。在她后来的记叙中，她从一个苏联人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这一时期烟台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画卷。
到处都是石榴树
1925年夏，苏联海参崴远东国立大学东方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来中国实习。实习大学生中，有一位薇拉小姐(Vera Vladi Vish-nyakova-Akimova，1904-1965)。1925年6月25日，薇拉一行三人从海参崴乘坐苏联商船公司租用的“新平海”号，经日本门司港前往烟台。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北京，计划乘船先到烟台后再前往北京。
在天边还没有出现陆地之前，薇拉等人就看到了苏联驻烟台领事馆高高旗杆上的红旗。“在南（北）方灼热的阳光下，这面红旗是多么可爱、多么耀目啊！”起初，他们用望远镜看，然后用肉眼看。在异国他乡看到苏联的国旗，薇拉他们“是何等的兴奋啊……这面旗帜是祖国在遥致慰问和鼓励”。
船只很快到达了烟台。在烟台下船的不仅有薇拉一行，船上也有大量在海参崴务工的山东民工，几乎所有的华工都要在烟台下船。他们“吵吵嚷嚷，比在海参崴还厉害”。
这是薇拉他们第一次见到中国的城市。“我们面前的城市极其明媚秀丽，一派翠绿的景色，到处是红花点缀其间的石榴树丛。看来，这是当地人喜爱的观赏植物。芝罘是疗养盛（胜）地，气候宜人，海滩是很好的。旅华的外国人早有所闻。他们常常携眷前来消夏”。
在烟台，当地的劳动人民给薇拉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赤膊的人力车夫从四面八方吆喝着向他们跑来。薇拉三人把行李放到车上，自已则随车步行。车夫们很生气，但他们仍坚持不坐在车上。继续往前行走时，旁边跑过一个已不年轻的车夫，薇拉他们“惊恐地听到他嘶哑的喘吁之声。车上坐着一个欧洲人，大腹便便，恰然自得，他的体形比两个车夫还要大”。再向前走，“有一群人拉着一辆双轮大平板车，车上装的都是麻袋。车夫汗流浃背，唱着单调的号子，这是一种中国的‘纤夫曲’。又有两个人跑步般地抬着大包走来，喘着气轮流‘哎哈、哎哈’喊着，以协调脚步。这就是中国多种多样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种人：苦力”。
在烟台大街上，薇拉也发现有几个说不清是哪个国家的人穿街走过。“他们洋人的模样配上中国装束，显得不伦不类。长着一脸棕红胡子，为什么偏要去穿中国马褂呢？这是在烟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在薇拉他们看来，“多年来，他们一贯用甜言蜜语帮助帝国主义者奴役中国”。
一见面领事突然怒了
薇拉一行的目的地是苏联驻烟领事馆。领事馆馆舍近傍海岸，是原沙皇领事馆的房子。根据记载，1917年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所有前沙俄驻外使馆均被关闭。但在1924年7 月中旬交还给苏联领事馆代表前，“这所房子一直为穷困潦倒的沙皇外交官和白俄侨民无理霸占”。
很快，薇拉一行来到苏联驻烟领事馆门前。苏联领事馆房子“已如此破败，有的地方甚至已坍塌圮毁，亟待整修。这是一幢高大的木质结构的两层楼房，富丽堂皇。它的尖顶在全城最高，它有宽敞的阳台，有许多精工雕琢的圆柱和饰物”。领事馆是铁栅栏大门。进入大门，看到的是一个人工喷泉，坐落在杂草丛生的花坛里面，花坛已经很久没有打理了。房子后面是巨大的花园，也很久没有整理。玫瑰花枝疯狂地生长，到处是厚厚的野草，遮盖了原来种植的花草。花园里的树木有很长时间没有修剪了，树枝杂乱无序地缠绕在一起。很明显，苏联政府没有为领事馆的整修拨款。
苏联驻烟领事施乐同志（Wences-las Trofimovitch Shealo，他于1925年05月7日到任）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领事馆的书房里接见了薇拉一行。
迎接薇拉一行的却是一场暴风雷雨。当施乐领事看到薇拉蓬乱的头发上顶着鸭舌帽时，一时惊得张口结舌，过了好一会儿才无可奈何地蹙着眉头叹道：“我的天，他们把什么人送到我这儿来了，他们是怎么想的。”施乐领事说的“他们”，显然指的是远东国立大学的领导。他生气地按了铃，把妻子叫来，当场吩咐她立即去给薇拉买一顶女式帽子来。随后，施乐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其他人。当他看到另一个同伴的裤子是用一根细绳系着，没有扎皮带时，他气炸了。随后，施乐领事训斥“这些年青人不知天高地厚，出国就像出外野餐一样”，指责“远东大学领导教育失当！”甚至指责“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驻海参崴代表冯·施泰恩是昏头昏脑”。
一场雷霆盛怒发了很久，把薇拉他们都吓坏了。他们这才意识到原来他们这次到国外出差，这身服装太失体统了。不过，雷声来得急去得也快。施乐马上又突然心平气和了，看着他们笑了，薇拉他们才轻松下来。
随后，施乐领事提醒他们，现在烟台港口正在举行反英罢工，薇拉他们只能在这里多呆几天，因为英国船不开，烟台很少有别的国家的船只。欧洲人又历来不坐中国轮船，所以甚至连票也不卖给欧洲人。“最好等等，”他说，“情况很快就会明朗。”
然后，施乐领事又邀请薇拉三人住到他家里，他的房子就在领事馆楼上。在二楼面向花园宽敞的露天凉台上，施乐为薇拉三人设了几张床，用屏风把薇拉和另两位男同学隔开。在阳台上，花园里飘来盛开的玫瑰花味和一种浓烈的草香。
冷漠与隔阂
在苏联驻烟领事馆里，一共住着三家人：施乐领事一家，商务代表索洛欣（Solokhin）一家和前沙皇领事穆留钦（N.S.Moulioukine）一家。前沙皇领事穆留钦1917年担任俄罗斯驻烟台领事，但这位领事已加入苏联国籍。在施乐到任以前，他代表苏联政府。一般来说，旧俄国外交人员一般都忠于沙皇，但这位“沙皇驻芝罘领事不愿意背叛祖国，这种人在旧外交人员中并不多见”。
薇拉他们在领事馆没有见到穆留钦，他因公去哈尔滨了。薇拉只见到了穆留钦的家人。穆留钦久居国外，他的子女对苏联极为陌生。“他们在中国长大、受教育，只在芝罘外侨的‘上等社会’中周旋，而这些人都是仇恨苏联的。他们有自己的相知友好，而我们对这些人却感到陌生和格格不入。他们互相之间用英语说话，同佣人只会说‘送去、拿来’之类的中国话。他们几乎不说俄语。他们的俄语虽然无可挑剔，但总让人感到有一种冷漠而造作的味道”。薇拉在回忆里面详细记录了她和穆留钦子女的互动。
全领事馆的人都在一起用餐。在吃晚饭时，穆留钦16岁的儿子说：“今天在芝罘俱乐部，我对他们说我是苏联公民，他们居然不相信我。”然后，他为他的话引起的反应而感到得意。在薇拉看来，“虽然他真的是俄罗斯人和苏联公民，但对我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我们和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行为并没有困扰他们，他们的孩子是他的朋友，他对自己的祖国没有任何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