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修史治史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历代史家英才辈出、灿若星辰，他们深谙“欲知大道，必先知史”，肩负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不仅成就了浩如烟海的史学经典之作，而且铸就了以秉笔直书、惟义之求、取鉴资治、经世致用等为特征的鲜明学术品德，为当代史学的发展培育了沃土、奠定了基础。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新中国史学发展的70年，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进步的缩影，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之际，系统梳理新中国史学发展轨迹，全面总结其成就与不足，对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繁荣新时代中国史学，推动中国史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史学体系的确立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历史从来不会缺席每一个伟大的时代。新中国70年，既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又是中国史学积极回应社会现实、广泛参与社会变革，最终迎来发展繁荣黄金时代的重要节点。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一个春天。随着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我国渐趋形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形态研究为主体的新史学体系。这一崭新的学术体系，将中国现代史学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考经证史为特征的传统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和以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为指导、以实证为特色的近代史学彻底区别开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史学变革中，史学家们不但围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这“五朵金花”展开热烈讨论，而且延及对中国近代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阶级斗争与历史主义、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历史人物评价等相关问题的争鸣，产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不但使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整体上得以提高，大大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而且有力地推动史学界初步建立起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一座高峰。
新中国前十七年史学的大发展，离不开一大批重要史学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建立，离不开一批重要史学期刊的创办。例如，发起于1949年、成立于1951年的中国史学会，以及1953年成立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在团结我国史学界、规划和推动我国史学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专业学术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及高校历史系（院）的普遍设立，使新中国史学研究队伍、学科体系、教学教材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新史学通讯》）、《史学集刊》等史学专业期刊的创办，让优秀史学成果有了展示和交流的高端平台，成为整个史学界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的重要推动力量，古老的中国史学由此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回顾新中国前十七年的史学发展，我们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主导地位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新中国迅速建立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达到了以思想改造带动社会改造的目的，在以史学界为代表的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真正做到了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充分体现了中国史学明道求真、以史经世的优良传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繁荣的基础和出发点。
毋庸讳言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方面也出现了教条主义等倾向，妨害了新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学发展更是受到极大影响。
站在新时代新方位，对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的评价，既要防止片面夸大前十七年所取得的成绩以掩盖“教条主义”“左”倾错误倾向，更要防止无视前十七年中国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无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有一批始终保持史学风骨、坚守史学研究阵地的史学家，进而以“教条主义”“左”倾所造成的危害为借口，根本否定新中国前三十年史学发展成就的倾向。
欣欣向荣的新时期中国史学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新中国史学发展迎来了巨大机遇。新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与改革同行，与开放同步，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史学园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先，史学研究被高度重视，重大项目接续实施。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历史并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史学发展。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招生、建立学位制度，以及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设置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11”工程大学、“985”工程大学、“2011协同创新”计划，都十分有利于新时期史学研究人才队伍建设，而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的召开、中国史学会的恢复活动，以及一大批历史研究机构和高校史学教育教学机构的设立，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的设置，都极大地促进了新时期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创新发展。国家社科基金每年数以百计的史学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等相继启动与实施，对历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领域不断拓宽。无论是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还是考古学、史学理论等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大批代表性学术成果。以中国通史为例，就有范文澜、蔡美彪的十卷本《中国通史》、郭沫若曾任主编后由编写组完成的七卷本《中国史稿》、白寿彝总主编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林甘泉等主编的九卷本《中国经济通史》、龚书铎总主编的八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张晋藩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法制通史》、白钢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以及郑师渠总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等等。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史、环境史、文化史、区域史、边疆史、妇女史等一大批新兴学科新领域被开拓，为助力改革开放提供了学理支撑和史学支持。以社会史为例，涌现一批通论、断代、区域性的社会史著述，在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士大夫、商人等社会群体的研究丰富多彩，城市、乡村的研究别开生面，民间信仰的研究精彩纷呈，从而以“血肉”的历史充实了“骨架”的历史，人类历史以富含变化的方式向人们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宏大场景，史学家笔下的社会生活，更丰富、更全面、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