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转型不可能脱离历史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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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西亚北非乱局向纵深发展，“政治转型”日渐成为热门话题。利比亚反政府武装领导人尤尼斯被杀、埃及穆巴拉克将受审、也门萨利赫坚决不交权……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闻表明，这一转型远非西方期待的那样凯歌高进。

　　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有着许多西方人难以参透的玄机，有个“火鸡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故事说，一位贝都因老人发现火鸡被偷了，称“现在处于极大危险之中”。儿子们不以为然。后来，老人的骆驼被偷了，马也被偷了。老人对儿子们说：“当他们看到能拿走火鸡而无人过问时，我们就丢失了一切。”这一故事深刻地映射了一种思维和心态：如果对外族示弱，很快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看似正常的政治抗议，在某些国家为何会迅速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暴力冲突？从根本上说，当权者并没有把反对派看作是本国公民，而是将示威者视为打他们主意的外族人。与之相应，反对派同样没把当权者视为领导者。如面对北约持续空袭利比亚，该国反对派反而高呼“萨科齐万岁”，认为西方是在帮助他们推翻“异族统治”。换言之，某些国家本质上仍是“部族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

　　事实上，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没有充分经历过工业化洗礼，国家建构未能彻底完成，致使宗派主义、威权主义等诸多“潜规则”至今仍在发挥很大作用。无视这种事实，推行旨在分权制衡的多党选举，很可能使政治竞争沿着各部落或教派的界限展开，并导致国家凝聚力下降，族际对抗意识抬头，给国家统一带来巨大隐患。过早来临的民主化，就像无福消受的奢侈品，只会使这些国家陷入纷争状态，导致软政权化和政治衰朽。

　　在这方面，伊拉克民主化已成前车之鉴。伊拉克战争后百废待兴，美国试图将伊拉克打造成“中东民主样板”，为其设计的联邦政体和议会民主制，催生了一个难以驾驭动荡局势的弱势政府。

　　当前，很多动荡中的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部族、教派意识强烈的国家，正面临类似伊拉克那样的“马赛克式”权力分布前景。也门目前已形成萨利赫、反对派、部族力量、恐怖势力冲突交织的复杂局面。萨利赫式强人政治的终结，很可能使国家由“强政府—弱社会”转向“弱政府—弱社会”，形成群雄割据的“准无政府状态”。利比亚同样如此。利比亚由三块原来相对独立的地区合并而成，部落构成了利比亚的基本社会单位，并具有很大影响力。一位美国学者就曾指出，利比亚卡扎菲与反卡扎菲的斗争，很大程度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矛盾。即使利比亚示威者取得成功，也很难实现民主化。

　　以为只要由集权走向分权，西亚北非国家面临的沉疴将不治而愈，恐怕过于一厢情愿。西亚北非近百年政治变革充分证明，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没有生产关系变革的前提下，任何看似“凯歌行进”的政治变革，最后都难免落入窠臼，使许多人的热切期待彻底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