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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 从临危避险到预防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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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加强科学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范英 胡敏 胡彦殊 陈婷

理发店、中餐馆、米粉店……绵竹市清平乡曾经最繁华的街道大坝街恢复了人气。8月26日,数十家因泥石流关闭的店铺重新开门迎客。

两条一公里长的主街道,数百栋崭新的楼房——8月25日,映秀新镇的清淤工作基本完成。站在留下泥石流痕迹的青瓦白墙旁,映秀镇老街村村民伍萍的脸上重新绽放笑容。

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山洪泥石流灾害具有很强的突发性、隐蔽性、破坏性,而“5·12”汶川特大地震更加重地质灾害的破坏性:不仅是数量激增,全省地震灾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从震后应急调查出的8000多处,两年内经过10余次大规模专项调查、排查、详查和复查工作,猛增至28000多处;而且更是灾害破坏性的升级,众多沟谷同时暴发,灾害启动门槛大大降低,启动时间大大减少,破坏力大大加强,洪涝等新的次生灾害增多。

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四川再次创造奇迹。8月12日以来,全省受灾区域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安置群众约58.2万人,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员伤亡。

“5·12”汶川特大地震敲响警钟。人民安危高于一切!震后两年多来,四川更加重视地震次生灾害防治,更加注重科学防灾减灾体系建设,从政府主导到全民参与,从临危避险到预防避让,避免发生重大人员伤亡。

在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特殊大考中,四川交出的出色答卷,既是对过去的总结: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科学防灾减灾体系经受住了灾难的考验;也是对未来的昭示:在与自然灾害的角力中,坚持以人为本、尊重科学是多么重要。

主动力机制:政府主导是最大“推手”

决策者的重视,演化为对全社会参与防灾避灾的高压力,而这种高压力,最终成为整个科学防灾避灾体系中的核心机制——主动力机制形成的最大“推手”

专家撰文指出: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四川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8月23日,“8·13”清平特大山洪泥石流暴发第11天,省民政厅公布数据:全省受灾区域已累计转移临时安置群众58.2万人。

58.2万人,相当于全省此次受灾人数的1/10。他们,是距离灾难威胁最近的“1/10”,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的城乡居民。

时间,回到2008年5月12日。

那一天,居住在北川老县城的1700位居民躲过了地震的摇晃,却没能躲过王家岩大滑坡,瞬间罹难。

那一天,青川县东河口的780位村民,消失在滑坡碎屑流的滚滚浪潮中。

那一天,都江堰至汶川的国道213线上,数以千计的崩塌、滑坡吞噬过往车辆,数千人失踪。

据不完全统计,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因地震诱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直接或间接死亡、失踪人数,占总死亡、失踪人数的1/3。

地震还留下数以万计的重大地质灾害隐患。“即使在降水量正常和偏少的年份,由于地震灾区特殊的地质条件,地质灾害也可能呈频发态势。”气象专家带来一个数字:2009年,四川地震灾区降雨量较历史同期偏少24%,而相较上年,全省地质灾害发生数量却上升39.8%。

2010年,曾经破碎的龙门山断裂带迎来更严峻的考验。

映秀、龙池、清平、青川……从南至北,暴雨如注。

“幸好转移得早!”2010年8月17日,躲过“8·13”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清平乡湔沟村村民王开茹,在描述与灾难擦肩而过的惊险时刻时,心有余悸。

2010年8月,四川地震灾区降雨量高出去年同期1.62倍。就连地质专家都感叹:“此次地震灾区的山洪泥石流灾害,刷新了关于山洪泥石流灾难的认知经验和技术参数,防不胜防。”

然而这一次,四川却创造了奇迹:没有出现重大人员伤亡。

原因何在?

“在汶川特大地震中,我们记住了桑枣中学的故事;两年后,四川出现了无数个‘桑枣中学’。”在一家中文网站上,一位名叫“两两相忘”的网友说。

地震发生后的1分36秒内,2300名师生按既定路线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无一伤亡——这是两年多以前发生在桑枣中学的故事。“2010版”的“桑枣故事”,则演绎了一场更大规模的传奇:在灾害来临前,几十万群众得到安全转移。

从2300人到58.2万人——如果说突如其来的灾难,最能考验决策者临灾瞬间的判断力和决策力,那么漫长而大规模的抗击灾害的过程,则是对决策者前瞻能力和智慧的综合考量。

不同的“桑枣故事”,见证了同样的从容。这种从容,不是对灾难的藐视,而是尊重自然、进而主动作为的自信与坦然。

“加强对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和预防,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汶川特大地震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第一时间赶赴抗震救灾一线。随行人员记得,总书记的目光曾久久停留在伤痕累累的山体上,他一再嘱咐,这些地质灾害隐患点,都要监测起来。

2008年6月16日,震后受灾群众临时安置还在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会议,专题研究地质灾害防治。

地质灾害防治,纳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轨道。

2008年5月,7个省(市、区)的800多名地质专家,赶赴四川灾区。一个月后,一份涉及四川42个地震受灾县(市)的地质灾害综合评估报告,呈送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政府。报告详尽罗列了13628个地质灾害隐患点,其中,因汶川特大地震而新增的隐患点,就有5000多处。

因为这份震后四川地质灾害的“体检单”,灾后恢复重建得以在“以人为本、尊重自然、尊重科学”的前提下有序推进——

在地震灾后重建时,绵竹市清平乡根据地质特点科学规划筹建集中居住点,受灾农户集中搬迁统规自建,相对过去农民分散居住,这次山洪泥石流灾害中预警时效和转移速度大大提高,避险成功率大幅提升。当地村干部感叹:“要不是集中居住,伤亡人数肯定增加。”

凡是在有人类工程活动的地方选址,都需进行地质灾害危害性评估——灾后恢复重建中,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循着这根“红线”,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布局,被划分为“适宜重建”、“适度重建”和“生态重建”。曾经居住在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内的上万户群众,被转移搬迁安置。

因为这份震后四川地质灾害的“体检单”,一场新中国成立以来四川最大规模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工程拉开序幕——

2008年9月23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公布,与其同步“出炉”的,还有一份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

规划确定的2万多个地质灾害隐患点,有2000多处被率先列入重大隐患继续治理的工程名单。截至今年7月底,42%的工程竣工。此次抗击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已建成的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筑起了一道道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安全墙”。

仿佛是一种回答,更像是一种检验——

一年前的9月24日,北川县陈家坝、擂鼓、曲山等多个乡镇暴发山洪泥石流灾害,洪水裹挟着泥石流,冲进受灾群众临时居住的板房,造成14人罹难。

一年后,更大的暴雨来袭。北川却无恙,曾经肆虐的陈家坪泥石流,被一道高达8米的挡沙坝拦住去路;曾经咆哮的凤凰山泥石流,在人类的治理下驯服地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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