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婉君》1990年在大陆拍完后，差点在台湾遭到禁播。新闻主管部门领导看过后，认为第一集的景色拍得太美，小金铭又太可爱，怕引起观众对内地太多的向往。
近日，久未闻名的琼瑶再度回到公众视野中，原因是与于正打官司，告他抄袭。12月25日判决结果出炉，于正抄袭成立，需公开赔礼道歉，并需与其他被告一起赔偿500万。于正可谓当下中国最火的影视制作人之一，《神雕侠侣》正在热播，拥有无数90后、00后粉丝。本文无意深究他们的恩怨，只想从文化的维度探究一下“琼瑶鄙视链”的成因：
80年代，父母不让孩子读琼瑶，理由是她的书没文化；而今琼瑶鄙视于正，说他是没文化的抄袭者；于正鄙视骂他的人，说他们没文化不懂自己；骂于正的人鄙视看他电视剧的人，说他们脑残没文化；而于正的粉丝们反过头来鄙视他们的长辈，说他们不懂流行文化。以琼瑶为中心的这条鄙视链上，文化为何成了解释一切的工具呢？
80年代 琼瑶是毒草：听妈妈的话，琼瑶没文化
琼瑶作品正式引入大陆是在80年代初。虽然不是违禁出版物，但琼瑶小说绝对是那个年代老师、家长人人喊打的毒草。直到80年代末，琼瑶来到大陆拍片，她的小说以电视剧的面目出现在大陆观众眼前时，毒草的恶名才减轻了一点。
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琼瑶是言情小说的大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琼瑶就是言情的唯一代名词，读言情小说就是读琼瑶小说。
琼瑶的作品被引入大陆，是1982年《海峡》杂志刊登的小说《我是一片云》①。当时大陆民众刚刚走出文革的梦魇，柔情似水的琼瑶小说如同甘霖，播洒在民众长期荒芜的心田。可以说，在80年代禁止谈性说爱的大时代背景下，琼瑶不经意地开启了人性的复苏。
必须要提到的一点是，大陆读者能够读到琼瑶小说，要归功于改革开放。早在60年代，琼瑶就在台湾出版多部小说，成为知名作家；而林青霞凭借琼瑶同名小说改编的《窗外》在港台大红大紫之时，大陆人民还在忙着“批林批孔”。正是改革开放才让我们有了读到琼瑶小说的可能，虽然仍被视作毒草，但毕竟能看到毒草长什么样，并且批判地阅读它们。
两岸三地共同的偶像林青霞，也是从琼瑶电影出道的。那时她只有十几岁
据1986年《文学报》的一项统计，当年广州地区就有70％的学生读过琼瑶的小说。而在那年，台湾还未解严，大陆并未正式引进琼瑶小说，理论上他们看的都是盗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以开放包容自居的台湾地区，上世纪70年代的文艺管制同样不松。1973年，电影《窗外》就因涉及师生恋等禁忌话题而被台湾当局禁映，只能在香港等地区放映。林青霞也因此先在香港成名，之后才以“出口转内销”的形式在台湾走红。
现实影响：
70年代末恢复高考，对我国教育领域有两个深远的影响：好的一面，是让千千万万平民出身的孩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以踏着高考独木桥成就一番事业；而坏的一面，是无限提升了高考的重要性。中国的家长都望子成龙，为孩子能挤上独木桥，便把一切与学习、考试无关的事情都视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
在这些家长眼中的洪水猛兽里，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是首当其冲的。女孩子看言情，天天想着谈恋爱，不学习，要封杀；男孩子看武侠，天天想着当英雄，不学习，也要封杀。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琼瑶、金庸就自然成了家长、老师的两颗眼中钉。
言情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一直没被当做正统文学的一支来看待，通俗地说，上不得台面。任凭张恨水等作家在当时有多么红透半边天，也会被归入“鸳鸯蝴蝶派”，被主流文学所排斥。鲁迅先生领导的左联甚至将其抬升到斗争的高度：“在批判复古论调的同时，新文学阵营不断地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②
这种倾向在80年代仍很严重。家长、老师们除了觉得言情小说会耽误孩子的功课以外，另一层担忧是觉得这些小说没文化，孩子看了没有教育意义。
比较早的大陆琼瑶小说版本，那时的封面还很素净
在我国，文艺作品一直肩负着沉重的使命。古时就有“诗言志、歌咏言”的说法，文以载道也是长久以来对文字作品的基本要求。哪怕是爱情小说，也不能光写爱情，要“通过描写爱情来深刻揭露旧中国的黑暗”（《骆驼祥子》），要“通过一个爱情悲剧，对贵族资产阶级的虚伪道德提出血泪控诉。”（《茶花女》）等等。
而以传统的文学批评眼光审视琼瑶小说，就会觉得它缺乏“道”的意味：几十万字细细描述一个爱情故事，最后说明什么呢？好像也没说明什么，就是爱情很苦涩，女人好命苦，男人都是负心汉……这叫什么文学！
就是在这样的评判标准下，80年代带进课桌的琼瑶小说，很大一部分都被没收到了老师的办公桌里。
90年代 琼瑶是流行：没看过琼瑶剧，等于没看过电视
80年代后期，琼瑶小说开始以影视的形式进入到大陆。90年代，几十部“琼瑶剧”以每年几部的频率“轰炸”大陆电视圈，从《几度夕阳红》到《还珠格格》，十年里无数人成为琼瑶粉丝。
历史背景：
琼瑶在80年代以前无法进入大陆，是因为她的台湾背景；而她能够在80年代末开始迅速占据大陆荧屏，也多半要归功于她的台湾背景。
从整个80年代看来，大陆、台湾虽处于对立状态，但态度上完全不同。早在1978年，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即恢复工作（该小组成立于1954年，文革后撤销）。1982年，时任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廖承志给老友蒋经国写信，引述鲁迅名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劝说其“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③。
而蒋经国并未回复此信，反而由宋美龄以长辈身份，训诫口气回了一封信。开头便是“承志世侄”，劝说其“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两方态度明显是大陆这边更宽厚一些。
在文艺方面，两岸的审查也存在差异。在大陆读者能看到金庸、琼瑶的时候，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在内的几乎所有五四运动以来知名作家皆在台湾查禁之列。《南方周末》报道过当时台湾机场查扣书籍的骇人场面：“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的书，刚到机场即被扣住，因为‘他名字也叫马克思’；法国作家左拉的书被禁，则是因为他名字带一个‘左’字；《资本论》倒是有机会逃脱劫难，警察们会以为这是教人发财的书本。”④
琼瑶剧90年代红遍全国，有赖于1987年台湾的解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