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
是“城与邦”与各位读者相见的第三年，
五十多篇文章的思绪涟漪，
是交互主体性决不为形容词的例证。
2018年，
就像前脚跨过的17年，
世界依然如此杂乱，
原以为时间带来更多美好，
但却让人见证更多，
不免产生夜游巴黎的痛感。
这一年里，
我们鹳鸟踌躇，
持续思考那一个理想的政治
应该是什么样子，
以及现实的过去与未来。
岁末年初，
“城与邦”选了10位作者与6位朋友的作品，
望君取阅，
再会2019。
DEC
31
2018精选综合
辑有16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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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精选
本文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左派名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年代部曲（《极端的年代》、《革命的年代》、《帝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的介绍。
罗兰
阿伦特的历史方法论植根于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里。一方面，现代人已经无法获取系统的、归类清晰的传统教诲；另一方面，现代人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邪恶，并因此背负了历史的责任。为了应对这个困境，理论家必须潜入历史之海，去摘取海底的珍珠和珊瑚，亦即去搜寻那些在传统的历史叙事里被遗忘的历史片段。
骆斯航
当代美国划分敌友的标准究竟为何？从最近的中美贸易战和中兴事件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反观自身，中国又将以什么标准来划分敌友？而即便我们能够应对这个现实的问题，我们能够回答思想上的疑惑：政治是什么吗？
拉柯
台湾科技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每十年会制作一份“热门及前瞻学术研究议题调查”的调查报告，分析外国学界的研究近况与台湾学界的现况，供学人参考。本次介绍，则整理了哲学学门（仅“伦理学、法政哲学领域”）、法律学门与政治学门的调查报告，条列其中的议题清单，提供读者一个对近期趋势的理解方便。
玉宣
并不是说普遍性不值得追求，或者总是霸权的话语。将具体事件理论化、总结普遍的规律或因果关系，是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但是，反思获得普遍性的过程、警惕普遍性之下隐藏的偏向、认可和关注特殊性和地方性知识带来的张力，才能够追求真正的普遍性和中立性。
华闻仪
事实上，列维茨基对“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分析，已反映出我们在认知民主时所面对的一种困境，即，对民主的定义是否能在追求“普适性”的同时，始终保持“精确性”？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我们似乎亟需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民主，包括“真正的民主”以及“冒牌的民主”，做更加精确的区分。
周一川
在现代政治话语中，制宪权和民主（人民主权）之间的联系已经消失。Kalyvas认为，这种对制宪权的误解，应该追溯到对主权概念的不同解读。从16世纪以来，主权概念的理解一直被博丹提出的作为最高命令权力的主权概念所垄断，并逐渐成为了现代政治、法律和国际关系思想中理解主权的基础范式。
谭锐捷
这部中世纪的诗歌被整理和出版后，在美学上受到了一些质疑。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收到第一版诗歌全集后，便认为这部作品乏味蹩脚。黑格尔同样认为诗歌的文学价值远低于荷马史诗。但作品的政治价值却很快得到了广泛认可。而在之后的一百年中，尼伯龙人的神话被一次又一次用于寄托各种政治诉求和观念。
晓辟
金庸先生给出了一个相当具有东方色彩的解决方案：耽溺于封闭自我的沉思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克服精神上的根本困惑；只有回到“家”与“国”，也即回到广泛的人伦关系中，我们才能在怀疑的废墟上重建信念的根基，寻找到全部生命的寄托所在。
宇飞
政治正确反对者有必要反思自己的立场了。他们声称自己最为关心的真相，解决问题的方案以及言论自由，都无法经由反政治正确得到。相反，单纯将政治正确作为一种指责，故意突破政治正确，只会起到架空讨论、恶化问题的作用，使讨论越来越偏离求真的路径，转而制造新的矛盾。
孫金昱
邻友特调
通过对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探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强人对改革的影响方式是复杂的，他不能完全脱离传统的制度、观点，而必须利用已有的社会关系。但政治强人可以根据已有的政治结构，在制度设计上做出突破性的选择，从而打破城邦政治发展的路径依赖。
陈耕
我们有理由相信洛克在“基本法”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必然是有限制的，因为“基本法”本是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来自于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斡旋，也来自于对卡罗来纳殖民地现实情况的考虑。
石烁
《历史哲学论纲》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
在本雅明的诠释中，我们便把握到了将历史唯物主义从其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契机，或者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将我们从自己的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契机。历史唯物主义被定位为文本，它的真理性在于它作为一个行动所具有的爆破性力量。
潘易植
女性社会地位的降低和爱之女神阿芙洛狄忒在现实中的崇拜风俗及其背后的人格化的演化是具有相关性的，而这一演化，便是阿芙洛狄忒的人格化之物脱离实际的人类行为而渐渐变为抽象的人类思想的过程。
Antlia
他们表达的主要是对他们自身人性的否定，因为存在不仅由文化、还由其创造者标记。一个种族民族主义者不觉得他能为人性作出任何贡献。他认为他自己没有文化，没有宗教，没有共同体，而只有前人留给他的，于是他将自己视作它的保卫者。
沈今语
作为承担所有臣民人格的代表者本身，接受授权就意味着他要根据授权者的“委托”或“准许”行事，因此要承担被代表者的“言语”和“行为”，这恰恰说明“绝对君主”本身是“绝对”的，但不是“专断”的。
何澍之
最后
祝各位读者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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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邦」是成立于英国与北美、成员遍布世界各地的政治哲学写作小组，提供新鲜原创学术思想，激发政治哲学热情，互相督促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