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中西交流日渐频繁，西方开始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这些早期的认识，在加深了西方对中国了解的同时，也成了西方人对中国饮食最初、也是最刻板的印象。
茶
“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自从陆羽对茶之美的揭示奏响了美妙的乐章，打开了人类审美茶的心灵，茶文化便逐渐统治了整个中国的饮料文化。明清之际，西方来华人士对中国的茶描述颇多，通过这些描述，西方人也渐渐认识到茶，并由此开启了西方人对茶“不离不弃”的时代。
17世纪荷兰著名医师尼克拉斯·迪鲁库恩是第一个热情推广饮茶的西方人。他在《医学论》一书中，着力描述了茶的药用效果，说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比不上茶，茶可以疗病，可以使人长寿。同时代的若古爵士也在一篇题为《茶》的文章中，以较长的篇幅介绍了关于茶叶种植的特点，最后两个段落讨论了如何饮茶及茶对人体的保健功效。当时，部分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了茶的保健功能，并开始向西方推广。
虽然茶叶经由这些人开始成批次的运抵西方，但当时西方许多人对此新鲜事物还颇有争议。法国医学界对茶的保健功能提出质疑，而德国传教士则认为中国人面黄肌瘦全是喝茶的原因。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让两个死囚喝咖啡和茶，以作为免除死刑的条件。两人喝完后都很安全，而且喝茶的那位最后活到了83岁。于是，西方人开始重视茶的保健功能。
明清之际，除了茶的保健作用，西方人还了解到茶是中国待客的重要饮品。1575年，一位奥古斯丁教的传教士、西班牙外交代表团成员马丁·德·雷达(Martin de Kada)在福建省生活了数月后，对当地的饮茶风俗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中着重描写的便是茶作为待客的必备饮品，以及这些西方人慢慢接受茶、喜爱上茶的经过。这个套路在西方也发生了。荷兰的贵妇人们开始流行以茶待客，并逐渐形成了早茶、午茶和晚茶之分。
明清之际，茶开始在西方流行，西方人已经初步了解到茶的保健作用和中国以茶待客的风俗。但是，西方人并没有学习到中国茶文化的精髓。中国人的茶美学及对茶独特的文化推崇，西方都没有深入了解。这使得西方对中国茶文化肤浅了解的同时，又为西方人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茶文化挪出了空间。
用餐礼仪
明清之际西方人对中国用餐文化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同官员之间的宴会上，对民间的记载不多。在官员主持的宴会上，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用餐文化的看法呈现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筷子和用餐奢侈程度的描述，另一方面是对繁琐压抑的用餐过程的批评。
筷子是西方人对中国用餐文化的首要印象。上面提到的马丁·德·雷达参加了一项重要的活动，该项活动被认为是“欧洲学者与明朝高官之间的首次平等会晤”。雷达描述了这次“会晤”中中国人使用筷子的情形：两根细长的棍子夹取，而且他们“使用起来如此娴熟，简直可以夹起任何食物，不管食物有多小，即便是像李子之类圆溜溜的水果，也能夹起来放进嘴里”。除此之外，还描述了宴会奢侈程度：熟食摆满了三张桌子，同时“为了衬托场面的隆重和供展示”，生鲜也陈列予另外的桌子上。宴会结束后，所有的食物都归客人，可以让他们拿回住所去。
法国人白晋所写的一篇报道叙述了他在动身返回欧洲之前，两广总督为其精心准备的持续了一整天的饯行宴的奢侈程度。“漆得乌黑油亮的方桌”上“铺着绣有金龙图案的紫缎台布”，其他桌子上陈列着琳琅满目的肉食和水果，都码得足有一尺半高，并饰以画作和花卉。这些东西仅仅是用来展示和炫耀的。戏曲是宴会必不可少的装点。主人请白晋从剧团准备的五六十个节目中选择一个，几乎不懂中文的白晋婉言推辞了，理由是中国戏剧里的某些东西可能不适合基督教徒听。主人因此将戏曲演出改成了音乐会，乐曲节奏控制着上每一道菜的时间。每上一道菜前，都要求客人喝一小杯酒，菜上桌后，主人都会请客人先举箸品尝。主菜盛在一个做工考究，宽、深度相等的瓷器中。一个宴会通常有20道这样的菜，每4道菜之后就会上一种特别的肉汤。搭配一盘水果馅饼，最后以一道茶来结束宴会。第二天早上，白晋会按照礼节给总督发去致谢短笺。
白晋的描述，算是早期西方对中国高级宴会最详细的描述了。通过白晋的描述，可以感受到当时高级宴会用餐文化的繁琐。虽然白晋并未对此发表议论，但有的西方人却坐不住了。西方人在翻译法国耶稣会修道会杰查德(Jachard)神父对中国盛宴时便颇有微词：“所有的客人不得不品尝每一道菜肴，并且这种场合里的繁文缛节颇多，因此这常常给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带来麻烦，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餐桌礼仪像法国的那样随意。因此我对杰查德在中国宴会上表现出的厌倦情绪毫不吃惊。”
上述描述所展现出的西方人对中国用餐文化认识，总的来说是客观的。虽然仅限于较高级别的宴会用餐，但却是站在尽可能客观的角度去描述的。这在明清之际的中西交往之中，颇为难得。
奇怪的食物
近乎无穷无尽的选材展现了中华饮食的博大精深，但其中某些选材，是当时（甚至是现在）西方人万般不能接受的。而这些描述又通过航海家和传教士传回了西方，产生当下“中国人什么都吃”的刻板印象。
《地理通志》、《中华帝国通志》的作者巴普蒂斯特·杜赫德也对中国饮食记述颇丰。尽管杜赫德对中国饮食持肯定态度，但是他仍然强调有些中国食物味道怪异、不合口味。他提到动物肉时，说中国人视猪肉为极品美味，尤其是那些嗜肉如命的富人。中国人食用的其他肉食还包括野母马肉、鹿鞭、熊掌及各种野生动物的蹄部。然而，这些都是高官贵族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平民百姓只要吃到马肉和狗肉就心满意足了，哪儿还在乎马和狗是老死还病死的。对于这些当街出售的猫肉、鼠肉之类的动物肉，他们也照吃不误 ”。
有个叫彼得·芒迪(Peter Mundy)的人，他在1637年去过澳门，并把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写进日记，还配上了插图。像早期的旅行者一样，芒迪很快就注意到中国饮食的异域特点。在菜市场，他看到一条蛇，“约有四五英尺长，大张着嘴伺机咬人”。在当地，蛇肉是公认的美味佳肴，连狗肉也被视为主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