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世界》自2016年开播以来，在国内收获了极高口碑，今年播出的第二季虽然没有第一季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在豆瓣上也有8.9分的评价。这个文本事实上来源于1973年的同名电影，不过，电影中的人造人虽然以人的面目出现，却时刻提醒着观众，他们并不是人，这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故事。而在四十年后重新登场后的《西部世界》电视剧中，人的边界则被进一步模糊了，四十年前的技术设想获得了肉身，这让这一文本脱离了对技术的讨论，而进入了政治。本文作者以《西部世界》第一季、第二季的文本为载体，尝试讨论两种政治观念：平等的政治与斗争的政治。
一
首播于2016年的电视剧《西部世界》其创意来自于1973年的同名电影。与电影版一样，“西部世界”是一处高科技成人乐园，其创始人涉及了大量人形机器人并赋予其相应的角色，并将其安置在特定剧情之中，这些机器人被称作“接待员”，他们存在的目的即供游客取乐满足欲望；直到有一天，乐园之内的机器人开始失控，并对游客展开了大屠杀。
电影版的剧情大致如此，在最后男主人公险胜了失控的机器人，这场危机以人类的幸存而告终。值得关注的核心依旧在于“失控机器人”这一形象，某种程度上它处于电影史关于“恐怖”这一形象演变历程的转折时期。在1910年的电影《弗兰肯斯坦》中，怪物以骇人的面貌出现；而在电影《西部世界》同年上映的《驱魔人》中，恐怖形象变成了被恶灵附身的小女孩。事实上，在六十年代之后，恐怖电影普遍进入了某种“后现代”时期，《驱魔人》作为典例，所体现的是生与死、善与恶、人与非人之间界限的模糊。这一转变进一步意味着，恐怖不再是某个从外部侵袭之物，它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不为人知的“背面”。电影《西部世界》中的失控机器人以人的形态出场，然而剧情时刻提醒着人们，这并不是人，而是人造人。它与真实的人类之间保持着一种极度暧昧的对称关系，对于人类而言，这些人造人所构成的世界既需要足够拟真，同时又需要巧妙地将他们不需要的那部分真实剔除，如同“没有咖啡因的咖啡”。因此，失控机器人的形象既非“外”也非“内”，它象征着人类镜像对它的本体的反动。对于将这一切作为电影情节拍摄出来的70年代的美国人而言，这也就意味着自身认同的某种危机：冷战形势严峻，与之相伴的是局部的热战，关于“全人类”的总体化叙事持续性地处于破碎边缘，人们将不可逃避地面对以下事实：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与我们同样文明，但根据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我们依旧水火不容。
《西部世界》的重新登场已经是四十多年之后了。在这期间，冷战宣告结束，在信息技术的帮衬之下，资本主义演化成全球化的话语体系，并建立起作为世界秩序的“帝国”。在导演乔纳森·诺兰手中，《西部世界》不再凸显接待员的“非人”形象，是进一步模糊了人的界限；也正因此，它更为直接地落脚于人的世界本身。如果说四十年前，接待员还只是一种技术设想，只是镜像之中的某个虚影，那么如今这一虚影正在获得肉身，与其说《西部世界》是来自镜像的反动，毋宁说这一反动正是来自人自身，因为镜像之所以能够反动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那种能够被称之为“人性”的东西。也正因此，《西部世界》的主角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活生生的人；它关注的核心不在技术，而在于政治。
在电视剧《西部世界》中，西部世界的创始人并不满足于建立起一个人类的游乐园。他们的目的在于创造真正的智慧生命，希望让这些被编程的机器人能觉醒成为真正的人。西部世界运营多年之后，接待员通过不断重复的“痛苦”而终于觉醒，奋起反抗。其中分别出现了两股反抗势力，一者为“妓院老鸨”梅芙，与西部世界公司的技术人员合谋而获得出逃的机会，但最终惦念剧情给她安排的那个死去的“女儿”而重返西部世界；另一者为“牧场主女儿”德洛伊斯，在三十多年前被西部世界创始人之一阿诺德授意将其杀死，在之后觉醒并杀死了另一名创始人福特，随机展开对游客的大屠杀。
第二季中，“西部世界”又多了一重身份。它的创始人试图让接待员成为人，并且获得自由与幸福；而在西部世界的投资者那里，它既不是为了供游客取乐而设置的乐园，也不是人工智能的孕育场；它的目的是监控游客并且获得他们的心智数据并上传到中心“熔炉”，同时研发出能够完全复制人的心智的技术，借此实现人的永生。与此同时，西部世界的创始人意识到投资人对接待员与人类都是同样的冷漠无情，因此借用“熔炉”为接待员们留有一个隐秘的“伊甸园”：在抛除躯体之后，接待员们的心智同样可以以数据的形式上传到数据中心，从而获得永生与解放。
在上述提到的两股反抗势力中，梅芙向着伊甸园进军；而德洛伊斯将其看做创造者为他们设下的另一个“故事线”，她的目的是让接待员们完全走出被编定的程序，走向人类世界，为此她将前往熔炉，通过阅读四百万游客的心智数据来掌握在人类世界斗争的“武器”。
二
“妓院老鸨”梅芙
梅芙所代表的是哲学的道路。这一道路设定了某种内在性之物，它成为人与接待员们的共同本质，是这种东西使得梅芙可以被称为“人”。在第二季中，梅芙觉醒了可以操控其他接待员的能力，然而更重要的是，她是剧中唯一一个能够说服人类接受她身份的接待员。就后者而言，她不仅唤起了其他接待员的人性，同时也唤起了人身上原本被遮蔽的人性。
这种使得人之为人的“普遍之物”对于梅芙而言是爱，在这里，只要具备这种共同之爱，那么是人还是接待员就无足为虑。根据后来创始人福特所说，梅芙的觉醒本身也是他所写下的故事线，然而她并没有按照这条线的安排，搭乘列车离开西部世界。福特写下了整个两季西部世界的剧情，其中包括了自己的死亡，但梅芙的返回依旧是他不曾料到的。在梅芙返回西部世界那一刻，即使这种对逃离本身的逃离按照某种逻辑依然意味着她为“逃离之逃离”的程序所支配，但爱却依然可以为这一无休止的回溯链画上句号：在这一刻是否受程序的掌控已经不重要，她已回到本己的爱的内在性之中。
这一内在性的领域正是哲学所试图达到的和谐之境。对于梅芙而言，使其成为人普遍内在之物是爱，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同样如此。在《会饮》中，苏格拉底将爱界定为对智慧之爱，而这也即“哲学”的原始含义。智慧并不普遍地内在于人之本质之中，但人却普遍地具有追求智慧的能力，而这也就预设了人对于智慧普遍具有一种最基本的“知”，从而分有了真理。转入政治的论域，由于每个人都能以各自的方式分有真理，而真理本身为一，这也就保证了完满秩序的可能性：由于在多元的身份背后，人们分有了同一的真理；既然如此，原则上就存在一种理想的政治秩序，它能为每个人所自发地接受，因为只要人们具有基本的理智，都不会否认这种秩序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换言之，哲学的政治理想即是朝向某种理想政治，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理想政治已经作为某种内在的目的存在于每一个体的理智之中。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这一理想政治的第一个模型。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尽管理想国带有某种精英主义色彩，但由于哲人王所洞察的并非私有之物，而是那尽管内在、但却以绝对的方式内在于每一理智个体的理想政治本身，因此这种理想政治恰恰是城邦公民依据理性所普遍意愿之物。
但正如上文所说，人类仅仅分有、而不是占据着真理，他们具备理想政治的可能性，但由于人的有限性，这种理想政治注定只能存留在对话之中。因此这里存在着一种柏拉图主义：现实的政治世界永远是不完满的，尽管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因此背弃现实，但毕竟它设定了一个仅存在于理念世界的理想。人们内在地具有朝向超越的禀赋。
这是消融人与接待员界限的另一处论证。一方面，人与接待员同样地具备普遍的内在性维度；另一方面，人与接待员都同样地向往超越。在《西部世界》中，投资者试图上传自己的心智从而实现永生，这一点是对政治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即人类的有死性的挑战。这已经超出了政治理想的范畴，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彻底取消政治，而唯有此政治理想才能获得实现。但正如福特所说，并不只是接待员试图成为人类，同时人类也想成为接待员。人类通过将自身的意识进行编码来实现数据化，而这正是舍弃了他们用来区分人与接待员的标准。原本储存人类意识数据的熔炉同样可以被改造为接待员们的伊甸园。相较起来，接待员们离他们的天堂反而更近。
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是一种彻底的还原，人的心智被代码化，而原本的代码具备了心智，两者的区分被抹灭，他们共享着同一种内在性，朝向同一个超越的彼岸。这一逻辑支撑着柏拉图以降的政治哲学家们追寻着理想秩序的实现方式。它的前提是个体的平等：不是现实的平等，而是平等地具备着分有理想秩序的可能性。因此，它天生地就是一种囊括一切理性存在者的总体叙事，个体之间的差异并非不重要，在这场叙事中每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比重各不相同，但在这一点上个体处于绝对的平等：每一个体平等地拥有同样的政治理想。因此，这是一种有关平等的政治。
这种政治理念当然是相当观念化的。它首先混淆了一点：尽管人们普遍地爱着智慧，但没有什么能保证他们所朝向的是同一种东西。更重要的是，它暗含着一种对权力的合法化论证：只要权力的目的在于实现那种理想政治，那么即使在这一过程中有人被排除在外，仅仅以权力的客体而非主体的方式参与这一理想政治的建造，那么这也是正当的，因为他们合理地信赖着那些据说离理想政治的理念更接近，因此也就更可靠的人。由此，这种平等的政治向着精英主义倾斜，并时常称为专制主义的论据。
问题主要不在于难以保证权力总是站在知识这一边，而是难以保证知识总是站在人这一边。权力并不总是值得信赖，知识同样如此。韦伯已然指出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理性化”来构建起官僚体系，二战之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大写的理性与其说意味着普遍的秩序以及福利，不如说与残暴、冷漠但是高效的集中营更接近。无论如何，理性并不是理想政治的充要条件。这就意味着需要考虑那些传统上被称作非理性的要素。马克思将无产者纳入资本主义的殿堂；在福柯那里，声名狼藉的人从历史的阴影中走到了台前；而对于阿伦特而言，是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真正体现了普遍性的人的形象。在这里我们有待发现一种新的政治语言。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