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号 】 留言 论坛 手机点评 纠错
1979年1月，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里，一场庆祝中美两国正式建交的招待酒会正在举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于现场发表演讲，距离他不远处，站着一位斯斯文文的美国学者，正安静地聆听他的发言。这人就是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在傅高义的生命里，这是在物理空间上最接近邓小平的一次。当时的傅高义肯定不会想到，在21年之后，他会因缘巧合，投身到一项浩繁的写作当中，这场写作会花掉他10多年的时间，而书写的对象，就是此刻站在他面前演讲的邓小平。
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尝试
说起来，傅高义与中国结缘，要归功于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费正清曾于二战前，在清华大学短暂地学习了一年中文，回到美国之后，费正清主张美国大学要培养出更多专门研究中国的学者。傅高义是费正清亲自物色并着力培养的学者之一。在1961年至1964年的三年间，傅高义被要求集中学习中国历史。而实际上，傅高义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对一些传统的中国小说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似乎更感兴趣。
傅高义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3年，此后，几乎每年他都会来中国一两次。除了身临其境，傅高义对中国的了解还有很多途径，比如哈佛大学有不少中国人，包括中国学生与访问学者，这些人都成为傅高义的交流对象，在与他们的聊天中，傅高义不断地“抵近”中国。在中国之外，傅高义对日本也拥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曾出版了《日本第一》《日本新中产阶级》等著作。
2000年，在韩国济州岛，傅高义问他的一位朋友，如果要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的未来发展，应该做点什么？这位朋友告诉他，那就应该认真地研究中国，研究邓小平。那次谈话后不久，傅高义下定决心不辞劳苦，要以70岁的高龄，写一本关于邓小平的书。
他花掉了10多年时间，终于写出来一本《邓小平时代》。2013年年初，《邓小平时代》的中文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这本厚厚的书里，傅高义表达了对于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他写道：“我尽力客观地对待邓小平的言行，也没有掩饰我对于邓小平的钦佩。我认为他对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一个当时还承受着‘大跃进’与‘文革’后果的国家的前进方向。我希望中国人民认可这本书是对理解改革开放时代的一次严肃的尝试。”
在新书发布会的当晚，我作为记者，对傅高义做了一次采访。那次采访是在傅高义下榻的宾馆房间，邻近北京三联书店。当我们推门而入的时候，一个瘦小的美国老头从沙发上起身迎接。他西装革履，面容清瘦，头发已经花白。他的眼睛很小，脸廓狭长而线条分明。他用流利的中文与我们打招呼，声音很轻，语调舒缓。
那次访谈之前，我其实并不了解傅高义，而且我猜测，国内熟悉他的人可能也不会很多。但是没有谁会想到，这位美国老头会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出版而在中国变得名声鹊起，同时，也成为哈佛大学鼎鼎有名的“中国先生”。他在北京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面对听众与学者潇洒陈词，在高校的礼堂里与教授及学生谈笑风生，在飞来飞去的间隙里，接受一家又一家媒体的邀约采访……如果你仔细阅读那本砖头似的《邓小平时代》，你可能会产生与我一样的感觉：傅高义是实至名归，他对中国人的心理特征与处世方式，对中国的政治、文化、风俗、民情，显得如此富有心得。
傅高义谈吐严谨，常常会在交谈中停下来思索，这个时候的他，两只手习惯不停地搓动。说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变化非常了不起，只用了32年时间，就超越日本、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发展速度举世罕见。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中国会在未来不久，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有的美国人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也有人很担心这种超越，但不管是哪一种人，他们都开始关注中国。”
这种巨大变化，源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傅高义谈到，当下的美国学者，对中国启动的这场改革、对于启动这场改革的领导者，认识有些不足。这也是傅高义写作《邓小平时代》的一个缘由，他想告诉美国读者：需要重新认识邓小平。傅高义评价说：“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坚定地搞改革开放，没有前路可循，一切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实验一边推进，这是需要胆略的。中国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展现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
在写作之初，傅高义翻阅了不少别人写的关于邓小平的书。但到后来，他感到，历史事件容易梳理，而了解邓小平的想法却最为困难，因为邓小平没有留下日记，傅高义又无缘与他当面交谈，所以一切只能依靠间接的材料与采访。《邓小平年谱》的出版，曾给傅高义的写作带来不少方便，但也仅限于帮助他了解到，邓小平在某个时间做了什么事情。至于邓小平为什么那么做，当时的考虑是什么，他却不容易搞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0年以后，70多岁的傅高义开始频频奔波于中国大地。他去过邓小平留下了足迹的很多地方，包括四川广安、江西瑞金、太行山，还多次奔赴成都与重庆——那里是邓小平任西南局领导人时的办公场所。每到一个地方，傅高义都尽量去参观那里的历史博物馆，从中找寻过往年代的气息。他还通过种种渠道，与那些熟悉历史情况的人交谈，这些人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家人、秘书，也包括研究历史的学者。10年来，受访者粗略估计有300多位，这个名单里还有李光耀等中外政要。
有时候，被采访者会言说各异，但这正是令傅高义着迷的地方，他会兼听并蓄，然后自己慢慢去揣摩产生差异的原因。写作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他不断地发现新课题，反过来又促使他去了解更多的人。比如，在开始写作的一两年，他发现陈云对于邓小平的作用很重大，他们有着奇妙的互补关系。于是，傅高义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研究陈云，阅读关于陈云的资料，并且采访了他的秘书朱佳木。这本书虽然命名为《邓小平时代》，但傅高义要写的远远不止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傅高义要展示给读者的是，19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场波澜壮阔的变革，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由谁主导的，影响又如何。
那是一次将近3个小时的访谈，傅高义坦诚，平易，充满学者风范，说话也不艰涩难懂。他对“邓小平时代”有着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因此一当话题进入到他的研究领域，就尤其显得健谈。有的时候，他甚至不满足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因而主动地设置话题，以便于阐述自己的看法。临结束时，傅高义意犹未尽：“那就最后再问两个问题？”——然后，他却一口气回答了我们五六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