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钢
裴钢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初考入沈阳药学院（今“沈阳药科大学”）。1982年获药学学士学位，1984获药剂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其后至1995年初在美国杜克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曾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名誉理事长、中药全球化联盟副主席、Cell Research主编、上海欧美同学会会长等。1999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今天回忆起来，40年前恢复高考的决策犹如一声惊天动地的春雷，炸响了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一场迟到10年的考试，实实在在地改变了那一代乃至几代人一生的命运，也改变了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进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对我个人来说，如今不能也不敢想象的是，如果没有当年那场高考，我都不知道我此刻身在何处。
动荡岁月，激情燃烧
我1953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
我的启蒙教育阶段是在沈阳和平大街小学度过的。这所小学坐落在沈阳医学院（今“中国医科大学”）旁，学生很多是沈阳医学院教职员工的孩子，也因此，学校里的学习氛围很浓，大家都尊重知识，把学习当作人生的一个最基本的需求。记得我们经常称呼某一科目比较好的同学为“某某博士”，“数学博士”“语文博士”等成了我们儿时插科打诨的纯真记忆。
当时我虽然很重视学习，很热爱学习，但不怎么钻研如何取得高的分数，学习动力单纯来源于对于知识渴求的本身。这既有时代原因，也有我个人的原因。虽然当时流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这句话，但我对数学很感兴趣大多是因为爱好，学习成绩也比较好，常被大家称叫“数学博士”。
在和平大街小学读书6年，学校重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老师们才高善教，同学们志同道合，使我愉快地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小学时光（和平大街小学将于明年迎来百年校庆，衷心祝贺并希望这样的小学能够再多一些）。
在我上小学的最后一年，即1966年，“文革”开始。“文革”初期，我不明所以地跟着年长的中学生们“大串联”去了很多地方，不满13岁的我硬挤进几无落脚之隙的火车，曾钻进座椅下面睡觉，也曾在行李架上躺过，但脑中却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至今记忆尤为深刻的，就是在北京参加了“毛泽东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那天是1966年10月18日。
拖延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的中学生涯才开始。我就读于沈阳二十三中，这所中学就在和平大街小学旁边。中学读了不到2年，我们去过农村，去过工厂，在校学习时间很少，没怎么学到中学生应该得到的文化知识，实为遗憾。
下乡五年，苦中找乐
1970年9月1日，一个不同寻常的入学日子。这一天，我踏上了“农业大学”的征程，坐火车从沈阳到了盘锦——我下乡了。
记得是生产队派了马车到车站来接我和同学们。当时东北已入秋，还没站稳脚跟的我们便立即投身到秋收中。盘锦地区以稻米为主，参加完秋收割稻子之后，我被分配去做饭及管理青年点食堂。这个活实在不好干，17岁不到的我从未做过大锅饭，特别是铁锅，直径有一米多，一顿饭用近百斤大米，靠燃烧盘锦油田的废油和稻草，做起来特别费劲。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钻研，我做大锅米饭的技术几近娴熟，可以通过控制加水量来掌控米粒的大小，还可以通过调控火候来控制锅巴的有无和薄厚。春夏秋冬，在青年点内外总是能闻到东北大米饭的浓浓香味。
我们青年点有近百号人，俗话说众口难调，加之有一些公认的刺头等，管理起来并不容易。我没有什么经验，只是坚持不谋私利、一碗水端平、账目公开等原则，也就摆平了这些难题。
那时，我每天早晨三四点钟起来做饭，做完饭分好饭后还有一段短暂的空隙，这段时间我便用来学习；此外，我还常有机会随生产队的马车进城，到书店逛逛翻翻。我很高兴这个工作能给我更多学习的时间。
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语言感觉不好，比如我下乡很长时间了也说不好当地方言，学英语也是如此，虽然我下了不少功夫，但口语进展一直不大。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位乡亲的婚礼，那次我第一次喝白酒，不小心喝多了，结果就开始说英语，让乡亲们大为惊讶又颇觉好笑。多年以后我重访盘锦时，乡亲们还津津乐道地提起这件往事。
我们青年点的青年来自大连、沈阳和鞍山，前后三届年龄不同，但大家却相处不错。当时青年点的文艺活动不多，但我们没有放弃工后农暇的业余时光，一本“文革”前出版的《外国民歌200首》几乎被大家翻烂了，在东北农村的夕阳下随风飘着悠扬的歌声，可谓一道浪漫的田园风景。
我自觉从小五音不全，愿意听曲而不善唱歌，幸好一位有家学的乡亲借给我一本早年出版的《白香词谱笺》，这成了我经常翻阅的独享之书。这本书由清代的舒梦兰编著，是一本浅易、简明的词学入门书，每调录词一首，读来韵致深远，山河往事词中历，婉约豪放入心来。当时，在农村能接触到唐诗宋词机会实属难得，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这本竖版的线装书。
在劳动以外，我曾揽过的另一件“杂事”，就是给当地乡亲讲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其实我也只是读了几本入门书、和乡亲们聊聊他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已。有意思的是，我还把“如何赚取工分”“自由市场上的等价交换”“根据供求关系安排自留地的品种”等作为讲解内容，这与当时盛行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大相径庭。
通过在农村的5年磨炼，我不仅学到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技能，社会交往、待人接物的要领，而且自学补上了以前中学没有学过的文化知识，养成了无论多忙多累都坚持学习的习惯，这让我终身受益。因此我一直把下乡的5年经历当作我上的第一所社会大学——“农业大学”。
梦想遥远，我心坚定
“文革”期间，只有少数工农兵学员可以通过推荐的形式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
1973年，有人建议在选拔工农兵学员外增加入学考试，从而为其他人才提供进入大学的机会，对此我很激动并渴望得到。但随着“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的发生，“四人帮”利用张铁生拒绝参加考试做文章而把考试取消了。当时我很是着急，曾经给政府领导写了一份长信，情真意切地希望能够得到机会参加考试，但杳无音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