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邦鑫与好未来的十五年，也是民办教培机构在中国探路的十五年。
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中小学要求减负，奥数成为名校暗中筛选学生的重要指标。2000年前后，教培行业迎来一轮发展热潮。两名北大学生创办的奥数网在此时起家，一出生就赶上了好时候。这便是后来著名教培公司好未来最初的样貌。
15年间，奥数被当做应试教育的靶子，屡遭禁止、打压，却春风吹又生。好未来在这15年间悄无声息成长为百亿美金市值的上市公司。2018年，这家晚于新东方成立10年的年轻教育公司，市值已超越新东方，坐上中国教培行业的头把交椅。
今年初，国家四部委重拳整治校外培训机构，主营业务为校外培训的好未来被推入寒冬。
现在，好未来已将自身定位为教育科技公司，而至今营收占比约八成的校外培训业务，转型为载体业务。目前好未来的主体业务，则变身为对接公立学校的智慧教育和赋能同行公司的开放平台。
2018年10月底，好未来CEO张邦鑫接受了新京报专访。在这次采访中，张邦鑫和记者聊了聊这15年来创办好未来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教育、商业、中国社会的认知变迁。
今年6月，好未来遭浑水多次做空，市值跌破百亿美元。张邦鑫始终沉默。在这次采访中，张邦鑫首次就该话题作出回应。
张邦鑫，1980年10月1日生，好未来（原学而思教育）董事长兼CEO。2002年在北大读研期间与同学合伙创办学而思教育，从事中小学课外辅导，2003年正式成立学而思国际教育集团。2007年读博士研究生期间从北大退学，专心经营公司业务。2009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学位。2010年10月21日，好未来正式登陆美国纽交所挂牌交易，成为国内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小幼教育培训机构。2013年，学而思集团更名为好未来集团。
谈好未来：转型智慧教育、开放平台与四部委文件没有关系
新京报：你们开始办培训机构时，周边办学环境、政策环境什么样？
张邦鑫：我们开始办奥数辅导培训班时确实赶上了好的进入时期。非典时期，很多机构都经历过生死劫，包括新东方。
2003年之后开始清理校中校，公办学校里的课外辅导班往外迁。我们没受太大影响，因为我们第一天就在写字楼里面办辅导班。市场相当于清零了。
另一个，其实当时就禁奥了，不过是鼓励民办学校办，禁止公办学校办奥数班。所以那是很好的时机。现在是民办学校也不让办奥数了。
新京报：今年你开始重新定义好未来，说不是培训机构了。
张邦鑫：对。我可以给你们画个图（如图）。横轴是学生的家庭收入，纵轴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这样可以画出四个象限。
说到重新定义好未来，张邦鑫起身给记者画了一张示意图。
用简单的二分法来看，学而思培优的学生是属于家庭收入高，孩子成绩好的范围。
重新定义好未来，就是以智慧教育和开放平台为主体，以素质教育和课外辅导为载体。主体是本质，而载体是手段。
学而思只是我们做好普惠教育的早期阶段。早期我们关注家庭收入高，成绩好的学生，但是对于城市里的中等生、后进生以及贫困地区或中低收入家庭并没有很好的帮助。而学而思网校、轻课，就在解决这个问题。
而帮助那些收入低、贫困地区的后进学生，是我们公益基金在做的事情。没有商业回报。
新京报：做智慧教育和开放平台这两项业务是否有不得不做的成分？
张邦鑫：我们从2015年开始做智慧教育，跟四部委文件没任何关系，我们拿事实说话。做开放平台是今年的事，跟四部委文件也没关系，因为那是跟中小型培训机构之间的事情。做互联网我们是从2010年开始，和四部委文件更没关系。从内心来说，这是我们本来就想做的。
新京报：好未来现在进入了你所说的使命驱动的发展阶段吗？
张邦鑫：是的。好未来团队从第一天办学就讲“不作恶”，这和谷歌提出来的理念完全一样。
比方说开放课堂，第一次课不满意可以全额退费，之后不满意随时可以按比例退费，家长可以旁听。这些都是开放、透明、公允的规则。
做教育，如果内心没有准则，便很难做成高品质。我们对文化、价值观高度重视，我们考核高管，一半考核业务，一半考核价值观。
新京报：不作恶为什么重要？
张邦鑫：我觉得这是公平的。
新京报：教育企业能做什么恶？
张邦鑫：学生交了钱却没有进步，机构就是占了便宜，耽误了孩子。
客户有三个成本：金钱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远远大于前两个成本。付出了这三个成本，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就是耽误了孩子。一家医院没医好病人，大家会觉得医院犯了错。但是一个学生没学好，可能不够显性，看不到其中的损失。
一个人一辈子有可能会成为很优秀的人，也可能成为很糟糕的人，影响在每一天当中发生。一位老师教他的学生，如果最后很糟糕，老师的责任非常大。
我认为经济是社会的速度，教育是社会的加速度。教育对社会的影响比经济要大。但我们经常会忽略这点，认为它不重要。
2018年2月，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访华时与学而思网校的学员做在线交流。
谈博士退学：世界上的事情有得有失
新京报：你什么时候意识到做课外培训班可以成为你的事业？
张邦鑫：一直都没想把它当作事业，直到退学。
新京报：为它退学了？
张邦鑫：之前是为了挣钱，一边去学校读书，一边利用周末兼职。
新京报：讲讲博士退学吧。
张邦鑫：当时就是读不下去了。2007年学而思应该有两万个学生，几百个员工。在北大读研我很少去实验室了，老师经常看不到我，一次两次批评批评算了，时间长了看不到就觉得不合适。
当初是免试直博的，中间没有硕士。否则我还能拿个硕士。
新京报：硕士学位也没拿到？
张邦鑫：硕士也没拿到。老师就是说一心无二用，要么你好好读书，要么好好做公司，把学退了。我认同这个观点，所以我也常说专注做一件事情，那样的状态比较好。
新京报：你不觉得遗憾，没有了北大学位？
张邦鑫：世界上的事总有得有失，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想要。
新京报：这个“得”值得吗？
张邦鑫：值不值得取决于什么是手段，什么是目的。我觉得拿到学位或者有个证明，只是阶段性的句号，它不是最终目的。
新京报：那什么是目的？
张邦鑫：学习的目的是更加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能够处于身心健康的状态去做事。文凭只是一个过程。
后来很多教育科技公司CEO来问我，邦鑫你当时创业是怎么想的？我说我那个时候第一没想创业，第二没想融资，第三没想上市，这是真实的。但他们说你好拽啊。
新京报：那你想干什么？
张邦鑫：我不懂融资。你想我一个大学生，谁教过我。我哪知道这叫创业。很多同学在外做家教，我们就是做家教做起来的。今天看觉得好幼稚，但那时候就是这样。
都是留学回来的，像张朝阳那样的人他们融资。
2006年新东方上市我都觉得和我没关系。因为新东方那么大，我们那么小。
